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是彻骨寒冷的尾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详细战报如同雪片般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关岛，拼凑出一幅国民党军事力量土崩瓦解的清晰图景。精锐主力损失殆尽，长江以北广袤土地尽数易主。
陈晓阅读着这些报告，内心平静无波。历史的洪流，岂是几艘美国军舰、几批过时军火能够阻挡的？他甚至在阅读一份描述国民党军队撤离南京时混乱场景的电文时，嘴角扯出一丝几不可察的冷笑。
基地内部，关于中国局势的讨论氛围却变得有些诡异。尽管前线败绩如山倒，但一部分人，特别是与“中国帮”关系密切的文职官员和一些顽固的军方人士，仍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着“划江而治”的可能性。仿佛长江是天堑，只要美国加大援助，就能帮助国民党守住半壁江山，复制南北朝的故事。
“陈顾问，你对目前长江沿岸的局势怎么看？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帮助国民政府稳定战线？”在一次由哈里森主持的形势分析会上，一位来自华盛顿、戴着金丝眼镜的国务院文官率先发问，语气中仍带着一丝不切实际的期望。
陈晓放下手中的茶杯，目光扫过与会者。他看到哈里森眉头微蹙，卡特面无表情，而另外几位军官则神色各异。
“先生们，”陈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划江而治’是一个基于错误前提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它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国民党政权并非仅仅是在军事上遭遇了失败，它是在政治、经济、民心上已经彻底破产。”
他拿起一份汇总了国统区经济数据的简报：“法币体系完全崩溃，物价指数呈天文数字上涨，政府信用荡然无存。这样的经济基础，如何支撑一场现代战争？”
他又指向另一份关于前线士兵状况的报告：“军队士气低落，士兵不知为谁而战，军官贪腐克扣，逃亡成风。这样的军队，即便拥有再好的装备，也不过是乌合之众。”
最后，他总结道：“战争的胜负，早在淮海战役那几十万精锐被包围歼灭时，就已经决定了。长江，对于一支失去民心、失去斗志的军队而言，从来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屏障，它只是一条稍微宽一点的河流。共产党军队的渡江，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以多大代价的问题。”
那位国务院文官脸色有些难看：“但是，如果我们提供更直接的军事支持，比如海军舰艇在长江巡弋，或者更先进的空军装备……”
“那只会将美国直接拖入中国内战的泥潭，并且是与一个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政权正面为敌。”陈晓毫不客气地打断，“这不仅是战略上的巨大冒险，更将在道义上使我们彻底丧失在未来与新中国打交道的任何可能性。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政权殉葬，是极其不明智的。”
他再次强调了他一贯的观点：“我们应该停止沉溺于拯救国民党的幻想。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始冷静、务实地思考，如何与一个即将诞生的、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中国打交道。”
他进一步阐述：“这个新中国，必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成为苏联的附庸。他们需要外部资本和技术进行战后重建，但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有损主权的要求。美国如果继续坚持无条件支持国民党的立场，只会将新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反之，如果我们能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承认现实，并尝试建立某种最低限度的接触渠道，或许能在中苏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为未来的博弈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