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她没有直接回公寓，而是一个人坐在图书馆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对着那份论文和评语发了很久的呆。窗外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进来，却无法驱散她心头的阴霾。她反复咀嚼着安德森教授的话，试图理解所谓“批判性思维”的真正含义。
它似乎不仅仅是挑错，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主动的、建构性的思考方式。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将知识作为工具和材料，去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论证逻辑。它要求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甚至乐于被质疑，在思想的碰撞中迭代和深化认知。
“难道我以前的学习方式，真的错了吗？”她第一次对自己引以为傲的学术能力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这种怀疑是痛苦的，但也伴随着一种蜕变的可能。她意识到，如果不能完成这种思维模式的转换，她在这里将寸步难行，永远只是一个优秀的“知识搬运工”，而非一个有创造力的研究者。
与此同时，徐航在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也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严峻挑战。
他的导师罗格斯（Rogers）教授是个典型的“放养型”老板，给了研究方向和大致的框架后，便很少过问具体细节，更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和团队协作。实验室里堪称一个小型“联合国”：除了美国本土学生，还有来自印度、中国、韩国、东欧等地的研究生。
其中，来自印度理工学院的维克拉姆（Vikra）是徐航最直接的竞争对手。Vikra极其聪明，技术功底扎实，尤其擅长数学推导和算法优化，而且有着强烈的企图心和表现欲。他几乎以实验室为家，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对每一个实验数据、每一行代码都精益求精。在每周的组会上，Vikra总能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最新进展，汇报时逻辑清晰，自信满满，对导师和同学的提问应对自如，甚至能敏锐地抓住别人工作中的漏洞并提出改进建议。
徐航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在北大的训练同样严格，基础非常扎实，但在这种高度自主、激烈竞争、且需要主动展示和扞卫自己工作的环境中，他显得有些内敛和被动。他习惯于先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再拿出来讨论，而Vikra则更倾向于快速迭代，不断抛出半成品来收集反馈，在碰撞中推进。
更让徐航感到冲击的，是他的美国同学约翰（John）。约翰是个典型的“极客”，想法天马行空，经常提出一些在徐航看来近乎“疯狂”的技术方案。有些想法确实不切实际，但偶尔，他会迸发出极具创造力的火花，绕过传统的技术路径，提出一种看似简单却非常巧妙的解决思路。罗格斯教授似乎格外欣赏约翰的这种跳跃性思维，即使他的方案十个里有八个最终被证明不可行。
一次，他们小组在为一个通信模块的功耗优化问题绞尽脑汁。徐航和Vikra都在试图从算法和电路设计上进行微调，试图一点点挤压出性能。而约翰在一次午餐时，拿着叉子比划着说：“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现有架构里打转？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借鉴一下生物神经元那种稀疏脉冲通信的方式？虽然不成熟，但理论上功耗可以极低……”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甚至有些异想天开，却让徐航和Vikra都愣住了。他们习惯于在既定的技术范式内寻求最优解，而约翰却是在试图挑战范式本身。这种源于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差异的“创造力”，是徐航感到陌生却又不得不正视的。
“仅仅成绩好，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晚上，在公寓里，徐航对情绪依旧有些低落的林雪感慨道，“Vikra那样的竞争是明刀明枪，比的是谁更努力、更扎实、更会表现。但John那种……他提醒我，有时候跳出框框的想象力，可能比框框内的极致优化更重要。我们需要补的课，太多了。”
林雪深有同感地点点头。安德森教授的B-和评语，维克拉姆的强势竞争，约翰的天马行空……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他们必须完成一次深刻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习惯的“转基因”工程。这不仅仅是学习新知识，更是要打破旧有的认知枷锁，学会在质疑中建构，在碰撞中创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学术前沿为自己开辟道路。
这个过程注定充满挫败感和自我怀疑，但他们都知道，这是通往真正融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他们“师夷长技”目标的必经之路。然而，学术上的挑战尚可通过努力和适应来克服，接下来他们将面临的，是更深层次、更难以逾越的文化密码和那层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玻璃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