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首先前往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Iional Student Office）报到。办公室里各种肤色的学生排着队，工作人员语速飞快地处理着文件，交代着关于维持合法身份（F-1签证）、课程注册、校内工作规定等一大堆信息。林雪和徐航努力集中精神倾听，但那些夹杂着专业术语和行政用语的飞快语速，还是让他们有些应接不暇，只能不断重复“Pardon?”（请再说一遍？）。
接下来是办理社会安全号（Social Security Nuber, 用于工作和纳税）、开通银行账户、购买手机卡等一系列琐碎却必要的事务。每一件事都需要填表、出示各种证件、回答询问。在银行，面对穿着笔挺西装、笑容标准却术语连篇的客户经理，他们需要努力理解各种账户类型、利率、手续费的区别；在电信营业厅，需要在一堆复杂的套餐中选择最适合的；甚至在超市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辨认那些五花八门的商品品牌和弄清楚结账流程（自助扫描还是人工柜台？如何用银行卡刷卡或输入密码？），都成了需要小心应对的“任务”。
语言障碍在课堂之外的生活场景中，显得尤为突出。尽管他们的托福和GRE分数很高，但真实的、带有各种口音和俚语的日常对话，与考试听力中的标准美音相去甚远。收银员随口的一句“How's it gog?”（最近怎么样？）或者“Have a good one!”（祝愉快！），都让他们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该如何回应。那种时刻，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外国人”的身份。
学业上的压力更是如山雨欲来。在选课系统里，他们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课程列表，教授的名字和课程简介都透着权威与深奥。正式开学前，他们去旁听了一节林雪感兴趣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能容纳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头发花白、语速极快的教授站在讲台前，几乎不看讲义，滔滔不绝，板书飞快。大量的专业术语、复杂的数学模型、引用的最新论文观点，如同密集的炮火，让林雪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跟上大概思路，而周围许多美国同学则显得游刃有余，不时举手提问或参与讨论。
课后，教授布置的阅读材料清单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不是教科书的一两章，而是十几篇甚至几十篇最新的学术期刊论文，要求在下次课前读完并做好准备讨论。
“这阅读量……也太恐怖了。”课后，林雪抱着刚刚打印出来的厚厚一叠论文，对徐航苦笑道。她在北大已经是出了名的用功，但这里的强度和要求，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期。
“听说这边更强调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光靠死记硬背肯定不行。”徐航的表情也同样凝重，他的工科课程同样面临着大量的实验预习和编程任务。
社交上的隔阂则是另一种无形的墙。在系里举办的迎新招待会上，他们尝试着与美国同学交流。对方通常很友好，但话题往往围绕着他们不熟悉的美式橄榄球、热门电视剧、本地酒吧或者某个他们从未听过的乐队展开。当美国同学因为一个内部笑话而哄堂大笑时，他们只能勉强跟着挤出一点笑容，内心却充满了尴尬和疏离。那种感觉，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能看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文化背景的差异，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是共同记忆、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鸿沟。
几天下来，最初的兴奋和惊叹早已被一种深深的疲惫和隐约的焦虑所取代。白天，他们奔波于办理各种手续、熟悉校园环境、预习课程；晚上，回到那间暂时还算不上“家”的公寓，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和需要自己动手解决的晚餐（通常是最简单的面条或速冻食品），思乡之情会不期而至。他们会想念北京喧闹的街头、北大食堂便宜可口的饭菜、家人熟悉的唠叨和朋友间毫无障碍的玩笑。
“感觉怎么样？”晚上，徐航一边泡着方便面，一边问坐在桌前对着电脑发呆的林雪。
林雪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叹了口气：“比想象中……难。好像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学习怎么说话，怎么办事，怎么听课。感觉自己像个婴儿，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是啊，”徐航把泡好的面推给她一碗，“这才刚开始。学术上的硬仗还没真正打响呢。”
他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些不适应、疏离感和生活琐事的挑战，仅仅只是序幕。真正考验他们智力、毅力和适应能力的，是即将正式开始的、在顶尖学术殿堂里的激烈角逐。那里有更严谨甚至苛刻的学术规范，有思维模式的激烈碰撞，有来自世界最优秀大脑的竞争。他们能否在这片新大陆上站稳脚跟，学有所成？前方的道路，依然迷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