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是这样！唱起来！咱们是去干革命的！不是去哭鼻子的！”那高壮青年一边用力打着拍子，一边大声鼓励着，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林卫东看着这景象，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是一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近乎本能的情绪调动和自我安慰，但不可否认，这雄壮的歌声确实让他的胸腔热了起来，那股沉甸甸的压抑感似乎被冲淡了不少。他也跟着轻声哼唱起来，一种奇异的集体归属感在歌声中慢慢滋生。
一曲唱罢，车厢里的气氛彻底变了样。哭声停止了，沉闷被打破了。人们的脸上有了血色，眼神也活泛起来。虽然前途依旧未知，但一种“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从事伟大事业”的悲壮豪情弥漫开来。
那高壮青年满意地看着大家，像个得胜的将军。他一屁股坐在林卫东对面的空位上（刚才有人去上厕所了），伸出大手，爽朗地笑道：“你好！我叫马志军，北航毕业的！刚才看你也唱得挺带劲，是条汉子！怎么称呼？”
林卫东也笑了笑，伸手与他相握。马志军的手劲很大，握得他生疼。“林卫东，哈军工的。”
“哈军工？好地方啊！”马志军眼睛一亮，“那可是顶尖学府！咱们这车人里，藏龙卧虎啊！以后到了基地，互相照应！”
两人正说着，旁边一位一直安静看书的中年人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温和地插话道：“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
林卫东和马志军同时看向他。这位中年人约莫四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虽然坐着，也能看出身材清瘦，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沉静而睿智，透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卷了边的外文技术书籍。
“您好！您是……”林卫东礼貌地问道。
“我姓徐，徐志远。从上海来的，以前在机电研究所工作。”中年人温和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你们可以叫我徐工。”
“徐工您好！”马志军快人快语，“您也是去三线？”
“是啊，”徐工点点头，目光扫过两个年轻人充满朝气的脸，又看向车厢里其他情绪重新高涨起来的青年们，眼神变得有些复杂，既有欣慰和期许，也有一丝深深的、难以言表的忧虑，“和你们一样，响应号召。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像看到了希望。”
但他的语气里，似乎隐藏着比年轻人更多的沉重。林卫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感觉这位徐工，和身边热情外露的马志军似乎不太一样。
就在这时，一位五十多岁、脸庞黝黑布满皱纹、穿着旧铁路制服的老列车员，拎着一个巨大的铝制开水壶，默默地走了过来。他动作熟练地给乘客们桌上那些印着“为人民服务”红色字样的搪瓷杯续水，面无表情，眼神平静得近乎麻木。
“同志，麻烦您，加点水。”马志军把自己的杯子递过去。
老列车员默默地接过，灌满开水，递还，整个过程一言不发，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老师傅，这车是直达‘那边’的吗？”马志军试图搭话。
老列车员这才抬起眼皮，瞥了马志军一眼，又扫了扫车厢里这些年轻的面孔，眼神里似乎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司空见惯的漠然。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干巴巴的语调简短地回答：“嗯，专列。只停大站，上水加煤。”
说完，他就不再理会马志军，继续拎着壶，佝偻着背，默默地向前走去，给下一个乘客倒水。仿佛眼前这些激情澎湃也好，忧心忡忡也好的年轻人，与他每日重复的工作并无不同，只是又一车被运往远山的“特殊物资”罢了。
林卫东看着老列车员沉默的背影，又看了看身边重新活跃起来的、天南口音交织在一起、开始互相结识交谈的同车人，再望向窗外——景色不知何时起，已经开始悄然变化。平坦的农田逐渐减少，低矮的丘陵开始出现，大地呈现出一种更原始的土黄色。
歌声带来的短暂亢奋渐渐平息，一种新的、对未知环境的隐约不安，伴随着车轮永不停歇的节奏，慢慢渗入心底。
西行的专列，载着一车复杂的心事和时代的重托，轰鸣着，坚定不移地驶向那片被重重山峦遮蔽的、神秘而陌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