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袁绍抚掌大笑：“妙哉！公达此计，深合我意！就依此办！”
后来？后来好像就是派了支队伍去边境晃了一圈，鲜卑人可能也觉得没必要硬碰硬，拿了东西就撤了。反正结果是好的，袁绍很高兴，还赏了我一些东西。但具体过程有没有我说的那么“算无遗策”，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不确定因素包装成“妙计”，让主公觉得一切尽在掌握——这才是“忽悠”的精髓所在。
还有一次，更凶险。那时袁绍与公孙瓒相持不下，军中粮草转运困难。有个督粮官犯了事，贪墨军粮，证据确凿。这人却是袁绍夫人刘氏的一个远房亲戚。袁绍想严办以肃军纪，又怕拂了夫人面子，左右为难。
那次是在内堂，只有几个心腹在场。袁绍愁眉苦脸地问计。许攸当时就跳出来，说必须严惩，以儆效尤。逢纪则暗示可以网开一面，小惩大诫。
我一看这局面，涉及内帷，比军国大事还麻烦。说重了得罪夫人，说轻了有损袁绍威信。我脑子飞快转动，然后缓缓道：“明公，此事攸关法度，亦涉人情。攸以为，督粮官贪墨，罪证确凿，按律当严惩，此乃毋庸置疑。”
袁绍点头。
我话锋一转：“然，明公素以仁德治下，若立斩之，恐伤天地和气。不若……明正典刑，暗施恩惠。”
袁绍好奇：“何谓明正典刑，暗施恩惠？”
我解释道：“可当众宣布其罪，革职查办，押入大牢，做出欲严办之势。然后，明公可于内宅，对夫人言明法度之重，不得已而为之，但念及亲情，已嘱狱中善待，不致受苦。待风波稍平，再寻个由头，比如大赦天下，或前线大捷之际，将其悄悄释放，赐些金银，令其还乡，永不叙用。如此，军士见法度严肃，不敢再犯；夫人感明公顾全情谊，心中慰藉；而那罪官，既受惩戒，又得生路，必感念明公恩德。岂非三全其美？”
我记得当时袁绍听得眼睛都亮了，连声道：“公达真乃解人！此计大善！”
后来那督粮官到底是被“暗施恩惠”了，还是真的被“严肃法度”了，我也不得而知。反正袁绍满意了，夫人那边也没闹，这事就算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和稀泥”的功夫，大概在袁绍帐下就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核心要义就是：给出一个听起来面面俱到、谁都不得罪的方案，至于具体操作细节和最终结果是否完全符合预期……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公当时觉得“此计大善”。
想起这些陈年旧事，我再对比一下如今在曹公麾下。曹公虽也多有奇思妙想，但雄才大略，决断力远非袁绍可比。在他手下，我的“忽悠”更多是“修饰”和“引导”，而非真正的“蒙蔽”。说起来，在袁绍那里的经历，倒像是一段艰苦却有趣的“新手村”历练了。
窗外，渐渐沥沥下起了小雨，敲打着屋檐，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将那卷旧竹简重新塞回木匣深处，合上盖子，也仿佛将那段带着几分荒诞与侥幸的岁月，重新封存起来。
不知如今在邺城（袁绍势力覆灭后），可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个名叫荀公达的年轻谋士，曾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在袁本初面前上演过一出出“化纠结为和谐”的戏码？
或许记得，或许不记得了。这乱世，人心和局势，都变得太快。
不过，那段经历倒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未必是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提供一个让最关键的人（通常是主公）觉得最舒服、最不失体面的选项。这，大概就是乱世谋士的生存智慧吧，尽管听起来有点……不那么“正直”。
我重新拿起笔，蘸了蘸墨，准备继续批阅那些关于粮草、户籍的枯燥文书。只是嘴角，却始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