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四月，奉天，大帅府。
会议室内气氛凝重，长条桌两侧，坐着张作霖麾下最主要的文武大员：杨宇霆、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以及刚从北京返回的几位代表。张作霖坐在主位，嘴里叼着翡翠烟嘴，面色阴沉，小眼睛里寒光闪烁。
“……事情就是这样，大帅。”一位从北京回来的代表小心翼翼地说道，“靳云鹏内阁最近通过的几个议案，明显偏向直系。尤其是关于军费分配和关余（海关关税余额）的使用，答应给我们奉军的部分，一拖再拖，数额也大打折扣。反倒是吴佩孚的第三师，饷械补充从未延误。”
“嘭！”张作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乱跳，“妈了个巴子的！靳翼青（靳云鹏字）这个王八蛋！忘了当初是谁支持他坐上总理这个位子的了？！现在翅膀硬了，敢跟老子玩这套？！阳奉阴违？！”
他站起身，踱着步，声音愈发冰冷：“还有京绥铁路的收益，说好了一家一半，现在他们直系的人把持着路局，账目搞得一塌糊涂，送到咱们手里的钱连三成都不到！真当老子是泥菩萨，没点火气？！”
杨宇霆推了推眼镜，冷静地补充道：“大帅，不仅如此。直系近来频繁调动部队，其主力第三师、第二十三师等部，有向京畿和保定一带集结的迹象。冯玉祥的部队也动作频频。种种迹象表明，曹锟、吴佩孚恐怕已心生歹意，欲将我奉军势力彻底排挤出关内。”
张作相皱眉道：“大帅，眼下我军刚经过整编，新兵较多，械弹虽有所补充，但与直系多年积累相比，恐仍有差距。是否应暂避锋芒，再从长计议？”
“避？往哪避？”汤玉麟梗着脖子吼道，“人家都骑到咱脖子上拉屎了！再避，这东北老家不都得让人端了！要我说，就打！老子就不信咱们奉军干不过他们那些少爷兵！”
张作霖停下脚步，目光扫过众人，最终定格在杨宇霆身上：“宇霆，你说！”
杨宇霆沉声道：“战，恐难避免。但需谋定而后动。一方面，需加紧整军备战，尤其是炮兵和后勤；另一方面，需在外交上寻求支持，至少确保日本和俄国方面保持中立，甚至…若能获得些许援助则更好。同时，我们可以利用直系内部矛盾，如冯玉祥与吴佩孚并非铁板一块…”
“好！”张作霖一锤定音，“就宇霆说的办！各部逐步进入战备状态！弹药粮秣，加紧储备！告诉手下的弟兄们，眼睛都给老子放亮点！这天下，终究是要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远在福康县的常威，虽然无法参与这等高层会议，但从一些细微之处，已然嗅到了大战将至的气息。
派往关内采购物资的商人带回消息，粮价、布匹价格飞涨，尤其是军用物资，被严格管控。通往关内的铁路线上，军列调动日益频繁。偶尔有溃兵或逃难者流入，言语间都透露着关内的紧张气氛。
他脑子里过了一遍前世记忆：第一次直奉大战，已然迫在眉睫。这场军阀混战，将从明年（1922年）四月正式爆发，一直持续到六月，最终以奉军战败退出关内告终。这场战争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厮杀，更将给本就苦难深重的社会，带来新一轮的动荡和破坏。
福康县，原本一家生意红火的“永丰”纺纱厂，便是这时代洪流下的一个缩影。
厂主林永丰是个颇有抱负的民族实业家，去年直皖战争结束后，看准市场空缺，几乎耗尽家财，又多方借贷，才从上海购回了十台新式纺纱机，指望着实业救国，也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开工之初，确实红火了一阵，生产的棉布畅销附近几个县。
然而，好景不长。如今局势陡然紧张，首先是大宗原料棉花的价格，因为战备需求和交通不畅，价格一路飙升，且常常有价无市。接着，原本畅通的销售渠道，因为各地军阀设卡征税，层层盘剥，成本急剧增加。更致命的是，日本产的廉价棉布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大量倾销，永丰厂的产品根本无力竞争。
雪上加霜的是，奉军为备战，加大了各种捐税的征收力度，“国防捐”、“治安费”、“劳军款”…名目繁多，几乎月月都来。银行银根也开始紧缩，催讨之前的贷款。
林永丰咬牙支撑，变卖家产，给工人发薪，给军阀交税，但窟窿越来越大。最终，在一个阴沉的下午，讨债的银行和催税的兵丁同时上门。林永丰看着被贴上封条的机器和哭喊的妻儿，彻底绝望，当晚便在厂房梁上悬绳自尽。
永丰纺纱厂从开张到倒闭，不过短短大半年，就像投入乱世洪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瞬间破碎，只留下孤儿寡母和一地狼藉。这只是无数在军阀混战和外资挤压下艰难求存的中国民族企业的一个微小写照。
与此同时，一份来自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特高课）的机密报告，被送回了东京。
报告内容冷峻而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