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后一个环节，李一凡被请作“星城市特区治理机制经验报告”。
没有演讲稿，他缓缓站起，语调平稳：
“我们星城市治理的起点不是顶层设计，而是底层破局。我们从财政入手，是因为一切社会问题背后，终归会落入财政负担。”
“我们从网络舆论着手，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治理空间，已经从广场转移到了屏幕。”
“我们从校园和社区做起，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的不稳定，不是来自遥远的地缘，而是来自你身边忽视的那个孩子。”
一番话，让整个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寂。
黄晨光望向他，微微点头：“你的报告，没有一句空话。”
张沛补充：“特区的制度重塑，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复制与衔接的节点。星城市的经验，值得再深入。”
李一凡平静应道：“我们愿意为国家体系的完整与稳定，承担更多责任。”
这番话，并非表态，而是宣告。
散会后，林建国亲自打来电话。
电话那头，声音沉稳：“你的报告我看了，他们在会上提到了你星城市的‘舆情机制’和‘校园治理模式’。你要知道，国家这轮特区整顿不是一次操作，是一场系统性清洗。你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李一凡答：“请政务院放心。”
林建国又道：“下一步，南方区域治理改革的中央协调组，可能会调你出任副组长级别的协调岗，当然，暂时还是虚职，属于挂靠型角色。”
“我明白。”李一凡顿了一下，“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亲自落地部分方案，哪怕不具名。”
林建国沉默片刻，语气难得柔和：“我会帮你争取。”
?
次日清晨，一条不起眼的通稿发布：
“政务院特区治理协调机制办公室成立，挂靠国家发改委与中央网信办，李一凡任协调组成员，兼任大南部地区试点组副组长。”
这是一条高度技术化的通报，没有提及政治实权，也未放入主流媒体首页，但在体制内部，却已经传达出重要信号：
李一凡，正式进入“特区治理中枢”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