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目光扫过在场学子，语重心长，“若只为求取功名，使学子一味揣摩时政，迎合风气，而荒废了经史子集之根基，疏忽了仁义道德之修养，则虽或能得一二机敏干练之吏，然却失却了敦厚稳重、持守正道之君子！
此犹如树木，只顾催生枝叶，却不深培其根，乍看繁茂，遇风必摧。此非育才，实为坏才！光之所忧，一也。”
他稍作停顿，让众人消化此意，继而提出更尖锐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标准何在？由谁裁定？此光之所忧最深者也！”
他直视王安石，目光灼灼，“介甫兄言，‘深究微言大义’。然则，何为‘微言’？何又为‘大义’？
天下解读经典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无定论。若科场之上，对此无有相对公允之准绳，则考官凭何判卷？学子又该从何准备？”
他的声音愈发凝重：“届时，恐非公平选才，而是选拔那些巧言令色、标新立异、善于揣测考官意图之徒！更甚者…”
他在这里加重了语气，仿佛预见了某种可怕的未来，
“若日后，有司欲图省事，或有人欲统一言论，竟凭一己之见，裁定经义，强天下人以遵从其一家之说，则煌煌千年之学术自由将荡然无存，士林思想尽遭禁锢，其祸之烈，恐百倍于诗赋取士之弊！光之所忧，二也！”
司马光的反驳，并未全盘否定改革，而是直指执行层面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其思虑之深远，逻辑之严密，同样引发了满堂深思和阵阵附和。
王安石听罢，立即回应，语气急切：
“君实兄岂非因噎废食？岂因惧胥吏贪腐，便不设官府？岂因惧学子投机，便不考真才实学？
标准之事，自有天下大儒共议，制定纲要，总胜于如今全无标准，只以辞藻定生死！
至于根基，经义本身便是根基！通晓经义并能用于时务，方是真根基！只会背诵，不通运用，不过是两脚书橱耳！”
司马光则沉稳接招：“非是因噎废食，乃是治病当除根，而非饮鸩止渴！纲要将由何人制定？
恐终难免于一人一派之见。再者，德行修养，岂是策论所能考出？选举之首，在德在才，而德尤在才之先。若学风趋于功利，士人只知求利（功名），则其德必亏，其才愈大，为害愈烈！”
双方就此展开激烈而精彩的辩论，引经据典，各执一词。王安石攻势凌厉，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力图摧垮旧体系；司马光防守缜密，秉持经验主义审慎，力求防患于未然。
堂下学子，有的如痴如醉，深感王学士所言方是救国之道；有的则频频点头，认为司马学士所虑方是老成谋国之言；更多者则是陷入深深的思考与困惑之中，觉双方所言，似皆有理。
这场辩论，终未分出胜负，亦未达成共识。但它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剧烈碰撞。
王安石成功地将“改革科举，重视策论”的议题鲜明地树立起来，使其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吸引了大量寻求变革的年轻士子。
司马光则成功地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揭示了激进改革可能带来的深远隐患，赢得了众多稳重派士大夫的内心认同。
辩论结束时，双方虽立场迥异，却仍保持了士大夫的礼节。王安石并未能抛出其尚未成型的“一道德”理论，司马光也未能彻底驳倒改革科举的必要性。
然而，一股潜流已然涌动。所有与会者都清晰地意识到，一场远比“青苗”、“免役”更为根本的变革，已被提上日程。
它关乎未来所有读书人的晋升之阶，关乎学术思想的走向，乃至关乎国运的根基。
这场在熙宁元年春日太学讲堂中的辩论，没有输赢，但它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熙宁变法，定下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基调。思想的风暴，已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