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孙中山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是他昨晚写的《致华侨书》。“各位堂主，我知道大家担心风险。但我想问大家一句，咱们在海外，难道就没有风险吗？”
他走到赵四海面前，声音平静却有力：“赵堂主，你在旧金山开了三家烟馆，上个月，英国殖民政府说你‘偷税’，罚了你两千两银子，清廷管过吗？没有。去年，你的儿子在学校被洋人打了，警察局说‘中国人闹事’，把你儿子关了三天，清廷管过吗？也没有。”
孙中山顿了顿，又看向其他堂主：“咱们华侨在海外，就像没有根的草，风一吹就倒。为什么？因为咱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靠山。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帮大家建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能护着咱们华侨，能让咱们的孩子在海外不被欺负，能让咱们堂堂正正回家的国家。”
他把《致华侨书》放在桌上：“这金币券，不是欠条，是咱们华侨对国家的‘投资’。要是革命成功了，咱们不仅能拿回双倍的银子，还能拿回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国家。要是失败了，我孙中山，愿意把我在海外的所有财产拿出来，赔偿大家的损失。但我相信，咱们华侨，不会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赵四海看着孙中山的眼睛，又看了看身边的堂主们——那些支持黄三德的堂主，眼神坚定；那些犹豫的堂主，也露出了动容的神色。他心里知道，自己要是再反对，就真成了致公堂的“罪人”。他咬了咬牙，站起来：“孙先生，我赵四海不是胆小鬼。之前是我糊涂，不该贪那点银子。从今天起，我旧金山分堂，第一个支持发行金币券！我先认购一千张！”
堂会上顿时响起了掌声。黄三德看着孙中山，眼里满是敬佩——他没想到，孙中山不仅能说服华侨，还能让赵四海这样的“老狐狸”服软。
接下来的日子，致公堂的兄弟们分成几队，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的唐人街宣传金币券。孙中山每天都跟着他们跑，有时候一天只睡三个时辰，嗓子都喊哑了。有一次，在洛杉矶的唐人街，一个卖豆腐的老华侨，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三百块大洋都拿了出来，说“孙先生，我没读过书，但我知道你是好人。这钱你拿着，要是革命成功了，记得让我孙子回国，读中国人自己的学堂”。
孙中山接过那沉甸甸的银子，眼泪差点掉下来。他知道，这些银子，不是数字，是华侨的希望。
可就在金币券发行到一半的时候，又出了意外——清廷驻美国大使馆，联合英国、法国的领事馆，给旧金山的市长施压，说“致公堂发行金币券是非法融资，要查封致公堂的堂口”。
黄三德收到消息时，正在和孙中山清点金币券的认购名单。“孙先生，这下麻烦了。旧金山的市长是个洋鬼子，肯定会听领事馆的话。要是堂口被查封，咱们的金币券就发不下去了。”
孙中山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黄堂主，你还记得吴老爹吗？他说他在码头扛了三十年货，认识很多华人劳工。咱们可以让吴老爹帮忙，把金币券卖到华人劳工的宿舍里去。那些劳工虽然没钱，但人多，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另外，我再去拜访旧金山的华人商会，让他们给市长施压——华人商会在旧金山的生意做得大，市长不敢得罪他们。”
黄三德一拍大腿：“好主意！我这就去找吴老爹！”
接下来的半个月，孙中山每天都去华人商会，和商会的会长周旋。商会会长一开始怕惹麻烦，不肯帮忙。孙中山就给他讲华侨在海外的难处，讲革命成功后的好处，还把陈嘉庚在新加坡支持革命的事告诉了他。最后，商会会长被说服了，联合了旧金山五十多家华人商号，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说“致公堂是华人的社团，发行金币券是华人内部的事，外国政府无权干涉”。
而吴老爹则带着致公堂的兄弟，跑遍了旧金山的华人劳工宿舍。那些劳工大多是从广东、福建来的“猪仔”，每天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但他们听说孙中山是为了推翻清廷，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都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有的捐五块，有的捐十块，还有的把自己的旧衣服卖了，凑钱认购金币券。
到金币券发行结束时，孙中山一共筹到了五十八万大洋。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黄三德时，黄三德激动得把手里的核桃都捏碎了：“孙先生，咱们成功了！有了这笔钱，革命就有希望了！”
孙中山看着窗外的唐人街，心里充满了感激。他知道，这笔钱的背后，是无数华侨的义气和坚守——是林阿福的淤青，是阿力的鲜血，是吴老爹的拐杖，是赵四海的转变，还有那些卖豆腐的老华侨、扛货的劳工……他们都是革命的“靠山”。
离开旧金山前，孙中山去拜访了吴老爹。吴老爹正在院子里晒豆子，看到孙中山，笑着说：“孙先生，是不是要走了？”
孙中山点了点头，递给他一张金币券：“吴老爹，这是我给您留的。革命成功后，您拿着这张券，回国找我，我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
吴老爹接过金币券，小心地叠好，放进怀里：“孙先生，我等着那一天。到时候，我要回广东老家，看看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
孙中山看着吴老爹的笑容，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一天早点来，不能辜负这些支持他的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