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沉默了一下，烟锅烧得滋滋响。“重不重的……唉，上面让交的，总得交。”他话语里透着无奈，“公粮、提留、统筹……这名目多了去了。年头不好，打的粮食交了这些，剩下的也就刚够糊口。”
“有没有……比如说，觉得不太合理的摊派？”我试探着问，想起之前听到的一些风声。
老陈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有戒备，有麻木，也有一丝几乎熄灭的光。“林干部，你是个实在人，我也不跟你说虚的。”他磕了磕烟灰，“不合理？啥叫合理？咱庄稼人不懂那些大道理。就说去年，让家家户户按人头交‘灭鼠费’，一人五块。咱这穷家破业，老鼠都不乐意来，灭的哪门子鼠？可你不交，村干部就得来家里坐着，谁耗得起？”
我的心沉了一下。灭鼠费？这名字听起来就透着荒唐。
“还有那‘教育附加费’，说是给娃娃盖学校。可咱村那小学，屋顶漏雨漏了三年了，用盆接着上课，也没见人来修修。”老陈的声音低沉下去，“娃娃们的手，冬天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握不住笔。”
他顿了顿，似乎在回忆，又似乎在积蓄勇气。“最坑人的是那‘白条’。”
“白条？”我追问。
“就是打了粮，粮站不收现金，给张条子，说年底结算。可到了年底，要么就说没钱，让你明年再来，要么就用些积压的化肥、卖不出去的种子抵账。那化肥结块，种子不出苗，有啥用？”老陈的语气里带上了愤懑，“辛辛苦苦一年，流血流汗，就换来一堆废纸和没用的东西！找谁说理去？”
炕角的孙子在睡梦中咂了咂嘴，翻了个身。老陈立刻收住了话头，警惕地看了看窗外，又恢复了那副木然的表情。“唉，都是这么过来的，习惯了。林干部，你就当听个笑话。”
习惯了。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是什么让这些淳朴的农民，对明显的不公选择了习惯和沉默？
我放下茶碗，身体微微前倾，声音放得更低：“陈支书，您信我一次。我这次下来，不是走马观花，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实在话。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都记下了。”我拍了拍随身带着的笔记本，“不记名字，就记事情。总得有人把
老陈浑浊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盯着我，像是在判断我话语里的真假。炕火的热气烘着他的后背，也烘着我们之间微妙的气氛。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柴火在灶膛里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地，极其缓慢地，又装了一锅烟叶，划火柴的手有些微微发抖。
“林干部，”他点燃烟，深吸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你……真敢往上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