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那句“你真敢往上头说？”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得我心里一哆嗦。炕桌上的煤油灯灯苗随着窗缝里钻进来的风轻轻晃动，将他脸上沟壑般的皱纹映照得愈发深邃，那里面有怀疑，有期盼，还有一种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近乎本能的谨慎。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闪躲。我知道，此刻任何一丝犹豫都会让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瞬间崩塌。“陈支书，”我的声音不高，但尽量让每个字都清晰、笃定，“我林致远不敢打包票说上去就一定能解决，但我敢用我这身还算干净的衣裳担保，您说的话，我一个字不漏地记下来，原原本本地带回去。能不能成，是上面的决策，但报不报，是我的本分。”
我拍了拍随身带着的那个深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这里面，不只记数据，也记人话，记实话。”
老陈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只有炕角孙子均匀的呼吸声，提示着时间的流逝。终于，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像是下定某种决心的咕噜声。他猛地掀开盖在腿上的旧棉被，动作有些迟缓地挪到炕沿，弯下腰，在炕洞旁边一块有些松动的砖头后面，摸索了半天。
当他直起身时，手里多了一个用厚厚的、不知是什么材料的硬纸板手工钉成的“本子”，外面还细心地裹了好几层防潮的油布。那本子边缘已经磨损得起了毛，可见被翻看过无数次。
他像捧着什么易碎的珍宝，小心翼翼地拂去油布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郑重其事地，将它递到了我的面前。
“林干部，你看看这个。”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沙哑，“这是咱村的……‘账本’。”
账本？我心头一跳，接过那本沉甸甸的册子。入手是一种粗糙而坚硬的触感。我解开系着的布条，翻开第一页。
没有格子，没有印刷的表格。泛黄、甚至有些脆硬的纸张上，是用铅笔、圆珠笔、甚至还有炭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间或夹杂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大概是村民自己发明的符号。每一行，都记录着一笔收支。
“壬申年三月初七，卖肥猪一头，重二百一十三斤，毛钱一千二百七十八块。同日，交农业税二百一十五块，村提留八十块，乡统筹一百二十块，教育附加费按人头四十五块（三口人），民兵训练费十块，计划生育宣传费五块，灭鼠费按人头十五块……”
皮人工不算，净落……？”
那个问号，戳得纸张几乎要破了。
再往下翻：
“癸酉年腊月二十，领卖粮款白条一张，面额八百五十块。抵账化肥两袋（结块），种子一袋（不出）。”
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哭丧着脸的娃娃头像。
“甲戌年秋，二娃子考上县中，学费杂费书本费校服费……合计三百二十块。借村东头王老五家一百，利息三分；卖口粮玉米三百斤，得现钱一百五十块，还差七十块……”
这一条的：“……要不，让娃别念了？”
一页，又一页。
没有激昂的控诉，没有愤怒的呐喊。只有这些冰冷、琐碎、甚至有些混乱的数字和简单的备注。它们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无声无息地扎进我的眼睛里，扎进我的心里。我仿佛能透过这些字迹，看到老陈，或者像老陈一样的村民，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长满老茧、并不灵巧的手，一笔一划地记录下生活的重压，记录下希望如何被一点点榨干，记录下那无声的、日复一日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