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新校区东北角，一栋挂着领航者航空动力研究所牌子的新建红砖楼，成了校园里最神秘也最忙碌的地方。
这里是领航者公司直接投建的核心实验室之一，昼夜灯火通明。
实验室里混杂着英语和德语的口令声。
主导研究的，是两位风格迥异的欧洲专家。
前德国容克飞机公司的工程师沃纳·施密特，他因不满国内军方对技术的粗暴干涉而接受了远东亚州的邀请。
英国方面则是曾在索普威斯公司工作过的设计师亚瑟·肖，他带着对本国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的失望而来。
他们面前，摊开着欧洲战场上最活跃的几种战机图纸：
德国信天翁D.III和福克Dr.I，英国SE.5a和索普威斯骆驼式。
这些图纸是领航者公司通过特殊贸易渠道，花费重金和某些手段才弄到手的宝贵资料。
“看这架，”施密特敲着信天翁的图纸，语调带着日耳曼式的严谨，“它用的奔驰发动机很强劲，能在五千米以上高度保持稳定输出。它的机翼设计让它在高空像鸟儿一样平稳，这是优势。”
他说的信天翁，是目前西线德军的主力战机之一，能在近二十分钟内爬升到五千米高度。
肖则把骆驼式的图纸往前一推，语气急促：
“平稳？沃纳，空战是猎狐，不是巡航！看看我的骆驼，它装备的克莱格发动机转速极快，加上短小的机身和灵敏的副翼，它能在三秒内完成一个满舵转向！很多德国新手第一次遇见它，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咬住了尾巴。”
他提到的骆驼式，以其惊人的盘旋能力和有时过于灵敏、甚至让新手失控的操控性而闻名。
实验室中央的木架上，固定着一个按比例缩小的新机型木质模型。
它的机翼形状既不像信天翁那样平直，也不像骆驼那样短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略带后掠的流线型。
“问题在于，”施密特指着模型，“我们要怎么把德国引擎的高空耐力，和英国引擎的瞬间爆发力结合起来？这不仅仅是把两台发动机塞进去那么简单。”
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现有的优秀发动机，如德国那台能稳定输出180匹马力的大家伙，确实能保证飞机在五千米、甚至六千米的稀薄空气中稳定飞行，但重量较大。
而英国那台能爆发出近200匹马力、让飞机异常灵敏的引擎，在高空却容易因氧气不足而功率骤降。
肖拿着计算尺，在纸上飞快地划着：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平衡。沃纳，你看，如果我们借鉴骆驼式的气动布局，但适当加长机翼，同时参考信天翁的翼型进行强化，是不是能在不失灵活性的前提下，获得更好的高速俯冲稳定性？”
他追求的，是一种既能像骆驼式那样在三秒内完成急转，又能在高速俯冲时保持机身稳定、不解体的机体。
实验室一角，几名中国助手正在一台由德国专家带来的小型风洞前，测试着不同翼型在高速气流中的表现。
数据被仔细记录在表格上，成为双方专家争论和验证的依据。
研究在图纸、计算尺的摩擦声和偶尔激烈的讨论中一步步推进。
他们要创造的，是一种能轻松攀升到六千米以上高空、拥有超越骆驼式的敏捷、同时又能让飞行员在激烈格斗中放心操纵而不必担心失控的新一代战机。
在这个欧洲战场上的飞机最高时速还徘徊在两百公里左右的年代，这个隐藏在山西大学校区的实验室里，正悄然孕育着下一次空战革命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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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机研究紧锣密鼓推进的同时，校区西北角一片新划出的广阔场地上，另一个更为庞大的项目正悄然成型。
这里隶属于重载航空研究所，目标直指当代航空技术的另一座高峰——大型货运飞艇。
主持此项工作的，是两位背景截然不同的专家。
一位是来自德国齐柏林公司的前资深工程师，埃里希·冯·霍恩海姆博士，他因战争后期资源紧缩导致其设计的客运飞艇项目被无限期搁置而深感失望。
另一位则是英国维克斯公司曾参与过“R100”系列飞艇设计的结构工程师，大卫·柯林斯，他同样带着未竟的抱负跨海而来。
研究所主楼内，一个长度超过十米的精致飞艇模型悬吊在大厅中央，流线型的银色身躯在从高窗射入的光线下熠熠生辉。周围墙上挂满了巨大的设计图纸，上面布满了德文和英文的标注。
“齐柏林LZ104，非洲飞船，”霍恩海姆博士用指节敲着一幅泛黄的图纸，语气中带着复杂的感情，“她证明了我们能够将超过十四吨的物资运送到数千公里之外。但她的结构还是太脆弱了，而且依赖昂贵的氢气。”
他提到的LZ104，是德国在战争末期为支援东非殖民地而建造的巨型飞艇，曾创下当时不间断飞行的世界纪录。
柯林斯则站在一幅他自己绘制的全新结构图前，目光锐利：
“埃里希，过去的荣耀值得尊敬，但我们要超越它。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