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科已经料到外出是要受罪的，而他实际经历的比他预料的糟糕得多。
离开史密斯堡才三个多小时，他就噩运临头了——碰上了一群野猪。不知怎的，他的马曼菲斯对野猪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而这群野猪又很别扭，对白马尤其厌恶，或者说是对副司法官尤其厌恶。还没等罗斯科看清野猪群，他的马就跑了起来。幸亏松林不密，否则他肯定凶多吉少，罗斯科心想。野猪群由一只特大的公野猪率领，它的行动比其他野猪都敏捷。曼菲斯加速之前，那头野猪差点儿咬着他们。罗斯科掏出手枪，朝公野猪连连开枪，子弹打光了也没有命中。而他在一大群野猪的追赶下，骑在奔跑的马上装子弹时，又把子弹弄掉了。他还有支步枪，但不敢用，怕步枪也掉了。
幸运的是，那帮野猪追赶的决心不大，所以追了一会儿便停下了。可是曼菲斯一直跑到它跑不动为止。这样一来，曼菲斯这天就不能再赶路了。下午在一条小溪旁停下喝水时，它又陷进了齐膝深的泥淖里。罗斯科不得不下来用绳索抽打它的尾部，打了五六下，它才费劲地从泥里退出来，而这时罗斯科已弄得满身都是泥污，还掉了一只靴子。那只靴子在泥里陷得太深，他几乎够不着。他没有多带一双靴子来——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第二双。于是他被迫花了差不多一个下午的时间，清理这唯一的一双靴子上的泥。
第一次夜宿，他离城只有六十公里远。令他担心的倒不是离城太近，而是离那群野猪太近。他只知道野猪还在跟踪他，一想到刚睡着，野猪就会找来，他便无法入睡，直到天快亮时才勉强睡着。罗斯科是城里人，很少在林子里过夜。他在监狱的那张长椅上能睡得鼾声如雷，是因为他不必担心蛇、野猪和印第安人，也不必怕土匪、狗熊或者其他威胁。有的犯人会大吵大闹，但对他们，他可以置之不理。夜深了，树林里的吵闹声并不亚于酒吧间，只是罗斯科说不清都是些什么声音。所有的声音对他来说都是威胁。整整一夜，他背靠大树坐着，手里握着手枪，腿上搁着步枪。天快亮时，他实在太累了，顾不得怕熊和野猪来吃他，才躺下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他累得在马上连坐都坐不稳，曼菲斯也和他一样累。头一天的紧张把他和马都折腾垮了，谁也不再关心周围的事情，罗斯科甚至连自己是否离七月近了一些都不知道。幸好从史密斯堡到得克萨斯有条军队踏出的小径，清晰可辨，于是他与曼菲斯顺着小径不紧不慢地走着，还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一下。
日落时分，他似乎交了好运。他听见有人在吆喝，骑入一小块空地时，发现有个农夫砍倒了一片树。那个农夫正在清理这片空地，套着一队骡子拔树桩，骡子拉着绳索拔树桩的时候，农夫在一旁呐喊助威。
罗斯科对砍树不感兴趣，但对眼前这个农夫很注意，因为这意味着附近肯定有间房子，这样他就有可能在屋子里睡上一夜。他骑了过去，在离农夫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住了，免得惊了骡子。那个树桩只拔出了一部分，很多粗根仍旧在土里扎着。
农夫戴着帽子，帽檐耷拉下来。罗斯科停下时，农夫看见了他。他骑近了些，想做一番自我介绍。这时，农夫摘下了帽子，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农夫不是个男人，而是一个穿着男人衣裳的魁梧女子。她的头发是棕黄色的，衬衫已被汗水浸湿。
她一边擦额头上的汗水，一边问他：“喂，你是打算下来搭把手呢，还是就这么傻乎乎地待着？”
“我是副司法官。”罗斯科说。他以为这个回答可以解释清楚一切。
“要是你那颗徽星太重，摘掉它算了。”女人说，“帮我把树根砍断。我想在天黑前把活儿干完，要不晚上就要加班了。我可不想浪费煤油。”
罗斯科一时傻了眼，他这辈子没拔过树桩，也不想从现在开始干这一行。话又说回来，只要有可能，他便不想在树林里过夜。
女人一边停下喘口气，一边瞅着曼菲斯。“咱们还能把那匹马套到骡子队里，”她说，“我的骡子不认生。”
“算了吧，你就是套上它，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干。”罗斯科说，“它是匹骑的马。”
“啊，我明白了。”女人说，“你是说它太蠢，要么就是太懒，不愿干活儿。”
世界上好像到处都有心直口快的女人。这个女人使罗斯科想起了桃子。
他勉强下了马，把曼菲斯拴到一棵矮树上。那个女人不耐烦地等着。她递给罗斯科一把斧头。他砍着又粗又硬的树根，女人吆喝着骡子。树桩又被拽出来一些，但仍连着根。过去这几年，罗斯科很少用斧头，使起来笨手笨脚的。砍树根和劈柴不一样。砍树根的时候斧子要是下得不对，就会弹起来。有一次他没砍好，斧子震脱了手，差点儿砸着那女人的脚。
“妈的，我可没打算叫它从手里溜走。”罗斯科说。
女人很不耐烦地说：“要是有根生牛皮绳，就把斧子绑到你手上，那么你们俩愿意往哪儿蹦就往哪儿蹦。到底是哪个城雇你当副司法官的？”
“啊，史密斯堡。”罗斯科说，“七月约翰逊是正的。”
“还不如到这儿来呢。”女人说，“他没准儿会砍树根。”
接着她冲骡子甩起了响鞭。罗斯科为了不让斧子再次脱手，使劲用手攥着，拼命朝树根抡去。没过多久，他流的汗就比那个女人流的还多。汗直往他眼睛里流，鼻子上的汗也不断地往下淌。虽说他多年没这样流汗了，可他对此并不欣赏。
汗水蜇得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就在这个时候，骡子猛地往前一蹿，他想砍但还没来得及砍的那条树根噌的一声从土里拔了出来，像条鞭子一样抽在他膝盖上方，打得他向后翻仰，斧子又掉了。他虽然挣扎着想保持平衡，还是摔了个四仰八叉。那条树根依然在空中一弯一直地摆动着，活脱儿是个有生命的东西。
那女人连看也不看他。骡子把树桩拖走了，她也跟了去，边甩响鞭边吆喝，好像那队骡子全都耳背似的。罗斯科躺在地上，瞅着树桩慢慢地从它待了多年的坑里被拖出来。尽管还有几条细根扎在土里，但树桩最终还是被骡子整个儿拽了出来。
罗斯科慢慢地站起来，才发现他走不了了。他一瘸一拐地跳着，想活动一下两条腿，那个女人被他的举动逗笑了。
“他们派你出来抓谁？”她问，“是不是他们看你是个白吃饭的，把你从城里赶出来了？”
罗斯科伤心透了，连生人也看他像个白吃饭的，可他自己认为在监狱里他干得很不错。
“我要追七月约翰逊，”他说，“他的老婆逃走了。”
“我倒愿意她跑到这儿来呢。”女人说，“那我就能让她帮我清理这块地。一个人干太慢了。”
其实这个女人的工作还是挺有成绩的，在拴着曼菲斯的地头南边，已经摆了四五十个树桩。
“你的男人们呢？”罗斯科问。
“有的死了，有的走了。”女人说，“我找不到一个能活下来的丈夫。我的男孩子们不干这些活儿，打仗的时候走了就再没回来。你叫什么，副司法官？”
“罗斯科·布朗。”罗斯科说。
“我叫路易莎，”女人说，“路易莎·布鲁克斯。我是在亚拉巴马出生的，要是一直住在那儿就好了。那里埋了我两个丈夫，这块地上又埋了一个，就在房子后头，他叫吉姆。”她又说，“他太胖了，我没办法把他装上马车，只好就在那儿挖个坑把他埋掉。”
“唉，真不幸。”罗斯科说。
“没啥，我们过不到一块儿。”路易莎说，“他爱喝酒不说，还老讲《圣经》。我愿意男人们要么干这，要么干那。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就是倒在地上死了我也不管，没到三个星期，那蠢货真的就那么死了。”
罗斯科虽然很想在这里过夜，但这时也开始犹豫了。路易莎·布鲁克斯几乎跟野猪一样可怕。骡子把大树桩拉到了放树桩的地方，罗斯科过去帮她卸下来。
“罗斯科，我请你吃晚饭。”他还没来得及下决心离开这里，她就说话了，“我敢说你吃起饭来准比砍树根强。”
“啊，可我得去追七月，”罗斯科半心半意地说，“他的老婆逃走了。”
“吉姆死以前我也打算逃跑。”路易莎说，“要是逃了，就不用埋他了。吉姆太胖了，我不得不用骡子把他从屋子里拖出来。白天挖了一整天树桩，晚上还得把丈夫‘种’在地里。——你多大岁数了？”
“啊，四十八岁了。”罗斯科没提防她问这个问题。
路易莎摘掉帽子，边扇风边跟着骡子沿空地边沿走，罗斯科牵着自己的马。
“瘦子比胖子活得长，”路易莎说，“你没准儿能活到六十岁。”
“不止六十岁。”罗斯科说。
“会做饭吗？”路易莎问。别看她个头儿大，但长得不难看。
“不会，”罗斯科如实地说，“我平常都在酒吧里吃饭，要么就跟七月回家吃。”
“我也不会，”路易莎说，“从来就不感兴趣。我喜欢干农活儿。要不是怕费煤油，我能白天黑夜地干。”
这可真是怪事，罗斯科虽然知道很多黑人妇女在农忙季节采摘棉花，但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女人种田。他们来到一大块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空地，这里没有树桩。空地上有一所大房子和一圈畜栏。路易莎把挽具卸下来，把骡子圈好。
“我倒想把它们拴在外面，可是它们总想跑。”她说，“它们不像我那么喜欢干农活儿。咱们晚饭吃玉米饼，这是我家的家常饭。”
“为什么不吃腌肉？”罗斯科问她。他饥肠辘辘，真想来一大块腌肉或别的什么肉。周围有好几只鸡，随便一只都能煮来美餐一顿，可他是客人，不好意思提出来。
“我可不养猪，”路易莎说，“它们太精了，我不愿意费事和它们周旋。我只愿种地。”
没错，路易莎准备的饭只有玉米饼加凉井水。屋里又宽敞又干净，可惜吃的东西不多。罗斯科心中纳闷儿，路易莎怎么能只靠玉米饼过日子。他这才想起来没见她养奶牛，这表明她连牛奶和奶油这样的福都不肯享。
她心满意足地吞下一盘玉米饼，一边吃一边不停地用扇子扇着。屋子里又闷又热。
“我不大相信你能追上那个司法官。”她看着对面的罗斯科说。
罗斯科也没有把握，可他至少得装着去试一试。更有可能的是，待他在外边转悠的时间长了，七月反倒会来找他。
“嗯，他去得克萨斯了。”他说，“我也许会碰上见过他的人。”
“不错，你也许还会碰上一伙科曼切人呢。”路易莎说，“要是碰上他们，你可就再也不能吃这么香的玉米饼了。”
罗斯科假装没听见。对他来说，越少谈论印第安人越好。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饼，尽量不想去得克萨斯的路上可能会碰到的种种遭遇。
“你结过婚吗？”路易莎问。
“没有，夫人，”他说，“还从来没订过婚呢。”
“也就是说你这辈子白过了。”路易莎说。
“啊，我当副司法官很久了，”罗斯科说，“我负责看守监狱。”
路易莎死死盯着他看，那样子叫他很不自在。屋子里唯一的光源是饭桌上的一盏煤油灯。几只小虫绕灯飞着，把影子投到饭桌上。玉米饼很硬，罗斯科只好用大瓢的凉水把饼冲下肚去。
“罗斯科，你干错行了。”路易莎说，“你要是能学会用斧子，就可以当个好农夫。”
罗斯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没有什么比他当农夫更不可能的了。
“那个司法官的老婆为什么逃走？”路易莎问。
“她没说。”罗斯科说，“她可能对七月说过，不过我看也不一定，因为他比她走得还早。”
“我看她是不喜欢阿肯色吧，”路易莎说，“要是这样，让她走就是了。我喜欢这儿，别看这儿不是亚拉巴马。”
谈话停了下来。罗斯科盼着有点儿别的东西吃，但是没有。路易莎还在桌子另一边看着他。
“罗斯科，你和女人发生过关系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罗斯科想，这个问题问得太露骨了，他不急于回答她。二十年前，他喜欢一个叫贝齐的姑娘，他想找一个晚上邀她出去溜达溜达，可又不好意思。就在他磨磨蹭蹭的工夫，贝齐得天花死了。他一直后悔他们没能一块儿散散步。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与女人打过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