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隋色为绛赤，即是当时中夏国旗之色，而资治通鉴壹捌肆隋纪义宁元年六月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胡氏知隋色尚赤，乃谓「示若不纯于隋」，夫唐高祖起兵叛立，其不纯于隋自不待言，但其初尚欲拥戴幼主不即革隋命，则旗色纯用绛赤本亦不妨，其所以「用绛而杂之以白」者，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胡氏之说，可谓适得其反者也。
总之，高祖起兵时，改易旗色，必与臣服于突厥有关。高祖所以迟疑不决，太宗等所以坚执固请，温氏所以详悉记述歌谣符谶累数百言者，其故正在于此。世之读史者，不可视为酿词而忽略之也。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
寅恪案，此温氏用委婉之笔敍述唐高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伏之事。「始毕所送书信」，即突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帝伪貌恭」，即称臣拜伏之义。唐高祖此时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据上引李仲文事观之，则高祖与仲文俱为太原主将，突厥又同欲遣兵送之入长安，而仲文所受突厥之封号据称为「南面可汗」。由此推之，高祖所受封号亦当相与类似，可无疑也。
总而言之，太宗既明言高祖于太原起兵时曾称臣于突厥，则与称臣有关之狼头纛及可汗封号二事，必当于创业史料中得其经过迹象。惜旧记讳饰太甚，今祇可以当时情势推论之耳。
高祖称臣于突厥，其事实由太宗主持于内，而刘文静执行于外，请略引史传，以证明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已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寅恪案，突厥之欲高祖自为天子，即欲其受可汗封号，脱离杨隋而附属突厥之意，其事本不足怪，但兴国寺兵，何以亦同突厥，以此要迫，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即册府元龟柒帝王部创业门云：
［唐］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于兴国寺，顺德顿于阿育王寺。
夫刘文静长孙顺德（顺德为太宗长孙后之族叔，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见旧唐书伍捌及新唐书壹佰伍长孙顺德传等。）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又奉高祖之命归太宗统属，今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无复疑问也。
太宗为称臣于突厥之主谋，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据旧唐书伍柒刘文静传略云：
隋末为晋阳令，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武德二年］裴寂又言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
及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则与突厥始毕可汗议订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其人与太宗关系密切，观太宗往视文静于狱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静即为李唐与突厥连系之人，及高祖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乃被杀矣，裴寂谓「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天下未定」指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外有勍敌」指突厥，而新唐书捌捌刘文静传及通鉴壹捌陆唐纪武德二年杀刘文静条俱渻略「外有勍敌」之语，实由未解文静与突厥之关系所致也。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刘文静虽死，而太宗犹在，观高祖于遣刘文静使突厥时，以防刘武周为言，则唐与突厥关系亲密，武周自当受突厥之约束，不敢侵袭太原，若唐与突厥之关系疏远，则武周必倚突厥之助略取并州。据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略云：
武德二年始毕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可知突厥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约束刘武周，不得侵袭太原。迨唐入关后，渐变前此之恭逊，故始毕又改命武周夺取太原矣。
刘武周既得突厥之助，夺取太原，兵锋甚盛，将进逼关中，唐室不得不使刘文静外，其他唯一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即太宗出膺抗拒刘武周之命，此不仅以太宗之善于用兵，实亦由其与突厥有特别之关系也。观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云：
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
则突厥昔之以兵助刘武周者，今反以兵助李世民，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可推知也。
又据旧唐书贰太宗纪上略云：
［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祇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迁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及新唐书柒玖隐太子传云：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帝寖不悦。
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耶？斯亦太宗为当时主谋者之一旁证也。
又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参册府元龟玖捌壹外臣部盟誓门。）略云：
［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勒（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
寅恪案，太宗在当时不仅李唐一方面目之为与突厥最有关系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认太宗与之有特别关系。然则太宗当日国际地位之重要，亦可想见矣。至太宗与突利结为兄弟疑尚远在此时之前，据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略云：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万余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指颉利突利言，如昔人称汉疏广受父子之例，盖颉利突利为叔父及从子也。）并亲从我。
然则所谓香火之盟，当即在唐兵入关之时也，通鉴壹玖壹唐纪柒武德柒年胡注释香火之盟固是，但仍未尽，考教坊记（据说郛本。）坊中诸女条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 也。儿郎有任宫僚者，宫参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搴车帘呼阿 若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则太宗与突利结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法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深可惊讶者也。
旧记中李唐起兵太原时称臣于突厥一事，可以推见者，略如上述，此事考史者所不得为之讳，亦自不必为之讳也。至后来唐室转弱为强，建功雪耻之本末，轶出本篇范围，故不涉及。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