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神宗皇帝听来，王安石的答复着实“不客气”。
早年韩琦做宰相的时候就出了名的脾气直，说话硬，有跋扈之嫌。哪知王安石还没做宰相，脾气已经超过了老宰相。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答复不满意，对王安石的态度更不满意，但变法事大，王安石的地位要紧，皇帝不肯因为用人的小事与王安石争执，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熙宁三年又是进士大考之期。这年三月，皇帝任命王安石的副手吕惠卿担任知贡举，主持春闱，吕惠卿和王安石商量以后向皇帝呈上副考官人选，皇帝拿来一看，只见所有考官都由三司条例司里的得力之人担任。
神宗皇帝是个有城府的人，心里不痛快，嘴上并不说，只是在“编排官”一栏用硃笔添上了“苏轼”二字。
皇帝想让苏轼进入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还拦得住，可皇帝任命苏轼为科举编排官，王安石就不敢多管闲事了。
十四年前苏学士和父亲、弟弟一同进京考中进士，熬了十四载，当年的考生自己也做了考官了。对苏轼来说这是他为官十四年来所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当然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待三场考罢，考官阅卷初定名次，主考官吕惠卿将福建路绍武军泰宁县进士叶祖洽的试卷选为第一名，身为编排官的苏轼看了试卷暗吃一惊，忙找到吕惠卿，对他说：“我看这份试卷不该列为魁首，大人是否再想想？”
吕惠卿忙问：“有何不妥？”
苏轼拿起叶祖洽的试卷，指点其中几行文字：“大人请看，这位考生的试卷中竟有‘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的话”，试问考生口中的‘祖宗’难道不是指太祖、太宗吗？”
原来苏轼不认同叶祖洽的试卷，只是为了区区一句话。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左右手，与王安石一样，对苏轼、苏辙兄弟本就厌烦。皱着眉头说：“策论文章评古论今，都是为社稷着想，其中有几句说得过头，也没什么。”
苏轼忙说：“责备太祖、太宗‘苟且因循’，这还得了？大人却以为没什么，话说得太轻巧了吧。”
苏子瞻是个急脾气，一着急话就说得生硬。偏这吕惠卿也是个急脾气，听苏轼话头儿很不客气，也就冷冷答道：“这考生所说‘苟且因循’四个字也在理。否则陛下何必兴师动众变法革新？”
吕惠卿年轻胆大，话说得很直，苏轼大吃一惊：“大人也认为太祖太宗之法是‘苟且因循’吗？”
到这时吕惠卿才发现自己把话说过头了，赶忙往回找补，笑着说：“太祖太宗谁敢诽谤？但仁宗以来政事偏废、国库吃紧也是实情，子瞻说对不对？”
吕惠卿这一句反问有意思。若换旁人，辩论之时绝不肯附和对手，可苏学士是个老实人，一听之下觉得吕惠卿这话也有道理，竟忘了正在辩论，点头道：“政事偏废，国库吃紧，都是当下改革的急务。”说到这里才想起正与吕惠卿争论，忙回到正题，“但考生在试卷中公然诋毁祖宗仍是不对！何况这名考生先说‘祖宗之法苟且因循’，又说‘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商议而鼎新之’，这‘忠智豪杰之臣’指的是谁？”
眼下皇帝重用的是王安石和三司条例司，考生叶祖洽试卷中所说的“忠智豪杰之臣”指的当然是三司条例司中的几员干将，吕惠卿心知肚明。可他自己就是三司条例司里的要紧人物，这个话不能承认，只得装个糊涂，两手一摊：“我看并无所指，无非是希望陛下选贤任能的意思。”
吕惠卿和苏轼都是胆大包天敢说话的人物。可这两个人又不一样，吕惠卿心计很深，苏子瞻却毫无城府。现在吕惠卿揣着明白装糊涂装得恰到好处，苏学士却揣着糊涂硬装“明白”，见吕惠卿不认账，就提高了嗓门儿：“这考生所说的‘忠智豪杰之臣’分明指王介甫而言，大人怎么会不明白？这考生在试卷中诋毁祖宗，却公然奉承皇帝，巴结当权之人，单这一句话就知此人的品行，这样的人若做了官，必是趋炎附势之徒！”
苏学士冒冒失失一句话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了过来。几个正在阅卷的考官全都往这边看，吕惠卿也有些火了：“一份试卷怎么就扯出当今圣上来了？真是荒谬！”
吕惠卿的话里分明有陷阱，苏轼若不争，就等于承认自己“扯”了皇上。苏轼倒看破了吕惠卿的花招，立刻叫道：“我没说当今皇上，我说的是王介甫！”
——倒霉的是，苏轼这样回答照样得罪人。
王安石是三司条例司的主事，吕惠卿的顶头上司，吕惠卿当然要维护，也瞪起眼来厉声道：“王大人怎样？这考生难道是王大人的亲戚学生？这试卷上的话是王大人让他写的吗？”
苏轼忙说：“我并无此意，只是这考生在试卷中奉迎拍马，人品卑鄙，语言乖张，大人却把此卷取为第一名，实在不妥，我认为此卷应该黜落！”
同一份试卷，主考官要取为第一，编排官却要黜落。按说这两人如此相争，其他的考官也该各自发表意见才对。可在坐的几位考官只是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
见其他考官都不替苏学士出头，吕惠卿冷笑一声：“子瞻若觉得我阅卷不公，可以到皇帝面前告我。可在这间屋里我是主考官，试卷已经选定，名次绝不会改。”说完扔下苏轼转身走开了。
吕惠卿说得没错，这场科举他是主考官，苏学士只是个编排官，名次之事哪由得他做主？于是吕惠卿仍然把叶祖洽的试卷以第一名报了上去。这么一来苏学士只能寄望于皇帝了。
想不到神宗皇帝也很欣赏叶祖洽，经过一轮殿试，钦点叶祖洽为第一甲第一名，做了熙宁三年春闱的状元公。
苏学士真是表面聪明，内里糊涂，对朝局都不理解，居然和王安石身边第一亲信吕惠卿争执起来，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偏偏苏子瞻脾气很犟，不肯放弃，立刻给皇帝上了《拟进士对御试策》札子，请神宗皇帝效法前朝真宗、仁宗，重用直臣，小心奸佞！神宗皇帝对这个才华横溢的苏子瞻本来挺重视，可苏轼在科举中公然与吕惠卿争论，言语之中既得罪了王安石，也触动了皇帝的威信，现在又不识时务，在皇帝把叶祖洽点为状元之后还上札子反驳，神宗皇帝对苏轼那一点点好感一下子消失了。
早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说过苏子瞻的不是，神宗没听，现在回头一想，觉得王安石言之有理，苏子瞻果然不值得重用。就把苏轼上的札子随手扔给王安石看。
王安石既嫌恶苏轼的文章，更不喜欢此人对变法的态度，看完札子就对神宗皇帝说：“苏轼这几年在朝廷钻营始终未得重用，心怀私怨，满腹牢骚，陛下不必理睬。”神宗皇帝就依王安石所言，不再搭理苏学士了。
数日后，吏部发下文书：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权开封府推官。
开封府推官是个六品，与苏轼所担任的几个闲职品级相当，但这推官是开封府里一个文案杂差，琐碎繁忙，无聊至极。而且苏轼早先因为学士院考核超等被任命为“直史馆”，是皇帝身边的近臣，随时可能获得升迁，现在到府衙当了个推官，与皇帝一下子隔开八百丈！再想升官儿，起码苦等三年……
很显然，神宗皇帝嫌苏学士讨厌，一脚把他从朝堂里踢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