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直爽的人，爱说爽直的话。诸位朋友要我发表我对于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前途的观察，我已经指出了传教事业今日遇着的三座难关，指出了教会教育今日不能忽略的三个新起的境地，我这个门外汉，至多只能诊察，却实在不配开药方。
药方是要请诸位自己开的。
但是我承诸位的好意，不敢不把话说完。我要提出两个疑问，作我今天谈话的结尾。这只是疑问，不是断语；只是一篇谈话的收尾，不是一个问题的结论。
第一，教会教育能不能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真正超等出色的学校，而不去办那许多中等下等的学校？
第二，教会学校能不能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当前年布尔登博士（Dr.Burton）等来中国调查教会教育的时候，他曾问我有甚么意见。我指着北京协和医院对他说，“这是教会教育家应当效法的。
罗氏医社不到各地去设立无数小医院，却集中一切财力人力，在这里开一个设备最完，规模最大的医院。将来中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怎样发达，这个医院是打不倒的，总站得住的。教会教育何不也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的真正好学校呢？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才站得住。把三等四等的给我们，我们将来一定会不要的”。
我现把这番话拿来请教诸位。现在教会办的大学（College）已是不少的了；中学以下更不用说了。在今日国立公立学校办的不好的时候，这些教会学校固然可以侥幸存在。但从教育原则上观察，从根本上观察，这样势分力薄的政策是不经济的，是错误的。将来三等四等的学堂，谁不会办？何必劳诸位跑几万里路来替我们办呢？
如果诸位真有意要在中国办教育，我们很想看看基督教徒的好意能够办到一个怎样完备的学校。
我们很希望教会能联合他们的财力人力，集中一两个地方，办一两个真正出色的学校，教将来的人看了都赞叹道，“这才不愧是基督教徒的好意的表现”！
为什么我要发第二个疑问呢？耶稣说的好：你不能同时伏侍上帝又伏侍财神。我们讲教育的人也要说：你不能同时伏侍教育又伏侍宗教。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我也知道，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劝张作霖、吴佩孚裁兵还要难的多。但我有两层理由，不能不说。
（1）利用儿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时期，强迫他做宗教的仪式，劝诱他信仰某种信条，那是不道德的行为。右手执剑，左手拿《哥兰经》（The Koran），是你们不赞成的。右手拿面包，左手拿《马太福音》，那是救世军的行为，是萧伯纳（Bernard Shaw）所讥笑的。但是右手拿粉笔和教科书，左手拿《马太福音》，也是我们所反对的。教育是为儿童的幸福的，不是为上帝的光荣的。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用学校传教，利用幼稚男女的简单头脑来传教，实行传教的事业，这种行为等于诈欺取利，是不道德的行为。
（2）为基督徒计，与其得许多幼稚可欺的教徒，还不如得少数晚年入教的信徒。早年受劝诱入教的人，中年智识开发之后，往往要起反感。天才高的也许变成福尔泰（Voltaire）一类的革命家；
中下的也许放恣流**，打破一切教义的拘束。倒是那些中年以后信教的人，信心不易减退。宗旨不易变迁。给他自由思想的机会；他若从经验中感觉宗教的需要，从经验里体会得基督教的意义，那种信徒才是真信徒，一个可抵千百个的。圣奥古斯丁便是一个有名的先例。
我所谓教会教育抛弃传教，专办教育，只是要做到这几件：
（1）不强迫做礼拜，
（2）不把宗教教育列在课程表里，
（3）不劝诱儿童及其父兄信教，
（4）不用学校做宣传教义的机关，
（5）用人以学问为标准，不限于教徒，
（6）教徒子弟与非教徒子弟受同等待遇，
（7）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诸位大概记得中古教会里有一种制度，叫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 diaboli）。中古教会要讨论一种教义时，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这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这个担任反对言论的人，这个“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的辩护士”。这种制度是极好的，因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杀反对的言论，要从辩论里寻出真理来。我相信诸位都是爱真理的人，所以我自己情愿给诸位做一次魔鬼的辩护者，好让诸位尽来驳我。
我谢谢诸位的容忍与耐心。
十四年在燕京大学教职员聚餐会的谈话，十五年三月九日追记。
【注释】
[1] 1925年在燕京大学教职员聚餐会上的讲话，1926年3月9日追记。收入1930年9月亚东图书馆《胡适文存三集》。又收入1992年12月开明出版社《胡适教育文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