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传教事业和二十五年前大不同了。二十五年前的种种困难，现在全没有了，或大大地减轻了。但是现在的传教士却有他们的新困难。这些新起的困难是从前的传教士不曾梦想到的，也是今日一般传教士不很十分了解的。我以为今日传教的人若不明白了解这些新困难，便不懂得他自己处的地位，便不能认清他自己要应付的问题，便不能了解他自己干的什么事。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今日的传教事业有三个新难关，不容易打过去。
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A New Nationalistic Rea）。这几十年来，中国受西洋人的欺侮总算很够了；好几次的反抗，都归失败。最后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运动。自从那回之后，中国人知道这种盲目的，无知识的反动是无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纪头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外国人处处占优胜，处处占便宜；中国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这十几年来，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与民国的成立鼓起了中国人的勇气，唤醒了民族的自觉心。干涉与瓜分的噩梦渐渐远了。到了欧战发生，欧洲残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镜”，中国人对于西洋列强的真相渐渐有点明白了，怕惧的心理渐渐减低，自觉的心理渐渐发展。欧战期内，国际贸易的大变迁，国内产业的发达，列强在远东的压迫力的暂时弛缓，欧战后国际形势的大变动，俄国的革命，德国、奥国的衰败，这些事实都够使中国民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心理上起许多大反动。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大反动。这种反动的表现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废止不平等条约等等运动，都是实例。
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向极端的倾向。有人竟恭维义和团的运动为“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向导》八十一期），有人竟主张“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间宣传的口号”（《政治生活》十五期）。但他们定出的“排外的纲领”却不像他们的口号那样暴烈：
（1）取消协定关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
（2）收回领事裁判权，由中国人惩罚外人在中国贩军火，吗啡，鸦片，杀人，强奸等暴行。
（3）收回教育权。
（4）禁止外人在中国传教。
（5）废除外人在华一切特权，租界；撤退外人在华军舰及军队。（《政治生活》十五期）
他们为什么不许外人在中国传教办学呢？因为他们相信凡帝国主义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开学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掠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军”（《向导》八十一期）。他们引俾士麦保护天主教传教事业，及德国因教案抢得青岛及胶州湾的事作一种引证。
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界。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拳匪之事可以用武力扑灭；因为那种迷信的，野蛮的举动本身就站不住脚。但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根据在一个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开的目标，有可以动人的理论，——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
传教的事业在二十五年前经过了义和团的难关，现在到了这座新难关之下应该怎样过关呢？
第二是新起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的趋势。二十五年前，传教事业的敌人是愚昧的迷信。
二十五年后，传教事业的难关是开明的理性主义。我们现在不怕基督教士挖眼珠子去做药了；我们现在对于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渐渐明白了。但我们有人要进一步疑问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能不能成立。
我们有人要问上帝究竟有没有，灵魂究竟有没有。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固有的自然主义的哲学逐渐回来，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就产生了今日自然主义的运动。这种自然主义对于宗教的态度是：
（1）宇宙及其中一切万物的运行变化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2）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惨酷与浪费，使我们明白那仁爱慈祥的主宰是不会有的。
（3）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死后是要腐烂朽灭的；朽灭是自然的现象，不足使我们烦心。我们则应该努力做我们能做的事业，建造我们人世的乐国，不必去谋死后的净土天堂。
这种新的理性主义的根本态度是怀疑：他要人疑而后信。他的武器是“拿证据来”！
这种理性主义现在虽然只是少数人的信仰，然而他们的势力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民族本是一种薄于宗教心的民族；古代的道家，宋明的理学，都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所以西洋近代的自然主义到了中国便寻着了膏腴之地，将来定能继长增高，开花结果。在这个“拿证据来”的旗帜之下，不但同善社、悟善社等等变相的道教要受理性主义的评判与打击，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免不掉他的评判与攻击。
传教的事业二十五年前打义和团和红灯教的难关过来了，现在到了这“理性关”前，还是偷关而过呢？还是指名搦战呢？
前面两座难关是外来的抵抗，第三座难关却是基督教传教事业内部的弱点。
这第三关便是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的安逸。这话好像不通。传教士的生活变安逸了，岂不是一件好事？何以我说是一座难关呢？
五六十年前，到中国来传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危险的事。交通不方便，语言不通，信息不通，一个教士冒险深入内地，住在一群仇视的愚民之中，时时刻刻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当年来的传教士至少须具有两种资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挚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牺牲精神。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不肯来；没有很坚决的牺牲精神，他不敢来。所以当年那些把生命和安逸放在脑背后，来到中国传教的人，大都经过了一种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来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我们回看利玛窦、莫利逊一班人的成绩，不能不向他们脱帽致敬。
但是现在时势变了。交通方便多了，保障完备多了，风气开通多了，生活容易多了。风俗不懂的，有书可读；语言不通的，有华语学校可进。不但不用牺牲生命，还有薪俸可拿。人工这样贱，生活费这样低，租税是没有的，禁酒的法令是行不到的，——在中国教会学校里教书的生活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与牺牲？
因为生活变容易了，变安逸了，所以现在来传教的人都不用经过那严刻的天然淘汰，所以什么样子的人都跑来了。有不能在本国吃饭而来中国教书的；有来养病的；有来休息的；有来玩的；有来混饭吃的；有来收买古董的。宗教信仰也不必很强，冒险精神也用不着，牺牲精神也不必有了。固然今日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中确也有不少很可敬爱的人格。但我们可以说，今日教会选择传教士，远不如美孚公司或英美烟公司选择内地经理人之严格。有些人是不必来的；有些人是不配来的。
基督教古来的传教士经过了种种危险与困难的关隘，现在的传教事业到了这平阳关前，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