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往来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的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肯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之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小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1925年12月[81]）
【注释】
[1] 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1号。
[2] 1919年11月1日作，原载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
[3] 本文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所写的自序，作于1930年11月27日。收入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选》。
[4] 《我的的歧路》之一，1922年6月16日作，原载1922年6月18日《努力周报》第7期。
[5] 《我的歧路》之二，1922年5月27日作，原载1922年5月28日《努力周报》第4期。
[6] 1923年11月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会的演讲，原载1923年12月10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期。
[7] 作于1919年3月22日，是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上的讲演。载1919年《少年中国》第一期。
[8] 1928年5月在苏州青年会的演讲，原载1928年6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9] 作于1923年8月23日，系残稿。
[10] 该文作于1923年11月29日，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所写的序言。
[11] 原载1920年1月25日《时事新报》，又载1920年4月20日《新潮》第二卷第3号。
[12] 《人生有何意义》之一，作于1928年1月27日。原载1928年8月5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38期。
[13] 《人生有何意义》之二，作于1929年5月13日。
[14] 1922年2月19日胡适在平民中学的演说词。
[15] 胡适1948年8月12日在北平空军司令部的讲演。载同年8月13日《世界日报》。
[16] 本文是1932年12月8日在湖南长沙中山堂所作的演说，梦梅记录。载同年12月12~13日北平《晨报》。
[17] 原载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
[18] 1945年4月10日在哈佛大学的讲演。原稿为英文，杨君实译。
[19] 1928年6月24日作。
[20] 1956年9月17日胡适在美国中西部留美同学夏令大会上的演讲，简新程记录。
[21] 作于1918年5月16日，载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6号。
[22] 1952年12月27日参加台南工学院七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辞。
[23] 原载1919年8月24日《新生活》第1期。
[24] 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25] 原载1919年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
[26] 原载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第37号。
[27] 原载1933年11月19日《独立评论》第77号。
[28] 作于1930年4月13日，载1930年12月10日《新月》第2卷第10号。
[29] 《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15日；又载同年12月22日《独立评论》第182号。
[30] 原载1929年4月《吴淞月刊》第1期。
[31] 作于1926年6月6日，原载1926年7月10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
[32] 为陈方之《卫生学与卫生行政》所做的序言，1934年。
[33] 原载1947年8月1日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3期。
[34] 原载1934年6月3日《独立评论》第103号。
[35] 原载1934年6月17日《独立评论》第105号。
[36] 原载1934年7月1日《独立评论》第1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