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反复遗忘——最后出现闪失行为。“一天，我要给我的一个熟人寄一张贺卡，但我将这件事一再地推迟了好几天。我认为其原因有实际上并不期望这个人来访。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来访的日期越来越接近，我决定写个贺卡通知他，让那个人在我方便的时候再来。贺卡写好后，我想再加上一句，说明我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早一点写信；但是，后来我想，这并非是我拖延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因此就没有加这句话。但是，在我就要将贺卡放人信箱的时候，我却将它放在了‘打印材料’。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由于我当时的那个小小的说谎动机引起的。”
8.遗忘和误差。“天早上，天气极好，一个女孩想到瑞克博物馆画那里的石膏像，尽管她很想去散一下步，但是，她想今天的天气这么好，还是去多画一些画。首先，她要买些画纸，她到了商店（从博物馆到这里走路要用10分钟时间），买了笔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唯独忘记了买画纸。然后她就回到了博物馆，当她放好画架准备开始的时候，她才发现缺少画纸，因此她不得不再去商店。她将纸取回后便专心地画了起来，画的速度很快。一段时间后，她听见博物馆的大钟敲了好多下，她想，‘已经12点了。’她继续画画，直到一刻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她认为是12点过一刻），她包起这些绘画的材料，决定步行穿过温德尔公园到她的姐姐家去喝咖啡（在荷兰这就相当于午餐）。在苏沙博物馆，她吃惊地看到，现在才12点，并非12点半！欣赏好的天气胜过了她勤奋工作的动机，结果她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大钟在11点半的时候也是敲12下的，钟塔的大钟也同样是这样敲的。”
9.从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潜意识的干扰动机可以通过反复多次同样的失误来达到其目的。我再从一个小册子引用一个相似的有趣例子，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叫《弗兰克·韦德金德和剧院》，是在慕尼黑由喔拉格出版的。但是我必须将责任归于这本书的作者，这是一个以马克·吐温的方式讲的故事。
“在维德肯德的一幕剧《审查》中，在一个很庄重的时刻有这样一句表白：‘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Denkfehler）。’作者很重视这一段，他让这个表演者排练的时候在单词Denkfehler这里停顿一下。到了晚上，这个演员专心致志地进入了角色，并且很注意这个停顿；
但是，他却无意中以庄重的语调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fehler（排印错误）’。表演结束后，在对演员的表现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个作者肯定地说，他的表演无可挑剔；但是其中的那一段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是排印错误’，而应是‘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当下一个晚上《审查》重演，到了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演员还是用庄重的口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eel（备忘录）。’维德肯德再一次表扬了这个演员的演出，但也指出美中不足的是，这句话的最后不是备忘录，而是理智的错误。第二天晚上，这场戏仍在上演，这个和作者建立了良好友谊的演员，在交换了对表演的观点后，到了这一段时，又用最庄重的面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zettel（打印的标签）。’演员同样得到了作者的绝对褒奖，而且这个剧本又多次上演；
但是这个作者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理智错误’的概念永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东西。”
兰克（1912和1915b）也注意到，在“失误和梦”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联系。但是，如果不深人分析与失误相联系的梦，这种联系是无法发现的。在一个很长的梦里，我梦见自己丢了钱包。早上，在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钱包真的不见了，虽然在我做梦的那个晚上睡觉前，在脱衣服的时候，我忘记将钱包从裤子的口袋里取出，并将裤子放在常放的地方。我并没有忽视我的这种遗忘，它又在潜意识中表现了出来，即在梦中使它表现出来了。[110]
我的意思并非是说，与那些单纯的失误相比，这些混合失误会教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失误的形式发生些变化，其结果仍是一样的，仍是为了表现一个确定的目标，或用很活跃的方式来抵抗一种思想。这时如果发生失误，一方面达到了目标，另一方面人们对此也无须做什么解释。我们很惊奇这样的事实，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有意识地防止这种失误发生的动机失败得多么彻底。我的朋友尽管付出很大的努力，最终还没有能够参加那个协会的活动；而那个女士发现自己无法与这个奖牌分开。在压抑人们的意识倾向的过程中，当一个方式行不通的时候，这种莫名的因素又会通过另一个方式来达到目的。我们用来消除这个意识的只不过是这种有意识的对立意志，这需要做出心理努力，使那些不被我们意识的东西进入意识。
第十二章 决定论、机遇和迷信——几个观点
通过对前面个别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nbsp; 心理机能的某些缺失——我们后面将对这些共同特点进行讨论——以及某些明显的非存心的操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缺失和操作都有其确切的动机，或者说是由人们意识不到的动机所决定的。
如果你要将某种行为归于这些类别，它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它不能超出我们的判断范围，其表现出的特点必须在“正常的界限之内”。
2.它必须是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暂时性混乱。在此以前，我们的同一种心理机能必须是很准确的，或者说，我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坚信我们能够很准确地完成它。如果他人对我们的这一行为予以纠正，我们必须立刻认识到其纠正的正确性和自己的这一心理过程的错误。
3.如果我们完全知觉到了这种失误，我们自己却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动机所在，我们一定会将它解释为一种“粗心”，或将它作为一种“偶然”。
属于这一类的行为包括：遗忘（Vergessen），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失误（Verspre）、读误（Verlesen）、笔误（Verschreiben）、闪失行为（vergreifen）和所谓的偶然行为。从字面上来看，这些词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有一个德文的前缀“ver-”[111]。
我们对用这种方式定义的这些心理过程的解释引起了我们对一系列的使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的观察。
一
如果我们否定这样的观点：部分心理机能是不能被人们的意识所解释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心理生活中的决定论的范围做出评价，无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这种决定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1900年我看到文学史学家梅尔在《维也纳日报》的文章，他列举事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人们不可能存心和随意地生成一些无意义的言语或举动。我早就发现，在要人们做出自由选择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毫无原因地生成一个数字或名字，对这种明显的存心生成的数字的研究——一个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出的一个数字，或在做高智力活动时生成的一个数字——表明：这些数字的出现也是由人们实际认为似乎是不可能的方式所决定。我将简单地讨论一下人们对名字的随意选择的例子，然后仔细地分析一个“不加思索地甩出”一个数字的例子。
1.在发表一篇东西时，我要准备我的一个女患者的病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给这个患者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112]，当然选择的范围很广。有些名字一开始便被我排除了——首先是其真名，然后是我的家人的名字，以及其他的与此发音接近的名字。对我而言不可能找不到一个名字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自己在期待一个名字——我头脑中有很多女人的名字，但唯独出现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杜拉”（Dora）。
我扪心自问，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谁叫杜拉？我本来想抛弃由此而来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妹妹保姆的名字，但是我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有很好的自我训练，我还是很坚定地指向这一思想，然后让我的思绪由此展开。马上，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进入了我的脑海，这便是我要寻找的决定因素。我在我的妹妹的餐桌上看到了写给弗洛林·罗沙的一封信，我惊奇地问叫这个名字的是谁呢，我被告知我原认为叫杜拉的这个人实际上叫罗沙，但是，当她被雇用做保姆的时候，不得不放弃这个真名字。因为，我的妹妹也叫“罗沙”。“可怜的人”，我遗憾地说，“他们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我现在回忆起来，在此之后，我沉默了片刻，然后静静地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内容便很容易地进入了我的意识。第二天，当我要为这个不能使用真名的人取一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恰恰是“杜拉”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其他的替代名字的出现。这种情况也与另一个主观事件有固定的联系，一个受雇于另一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对我的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其治疗过程也有很大的影响。
几年后，这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又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在做一次讲座，经常引用这个叫杜拉的患者的例子。但我突然想起来，其中的两个女士听众中有一个也叫杜拉。我便转向我的这个年轻的同事，向她道歉说，我忘记了你也叫这个名字，并说在我的讲座里，我会将这个名字改掉。
这时，我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快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避免使用另一个女性听众的名字，以避免让我的那些有精神分析基础的同事将此作为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当我决定要用“埃纳”这个名字取代杜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讲完课以后，我问自己，埃纳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注意到这个名字的来源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在选择名字的时候力图避免另一个女士的名字，当然我很好地避免了这种可能性；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女士的姓是鲁埃纳，埃纳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2.在给我的朋友的一封信中，我通知他说，我刚好校对完《释梦》的清样，而且不想对此做较大的修改，“即使里面包括2467个错误”[113]，我立即想解释这些数字的来源，并在信中附上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分析。我还是将我的这个分析全文摘录下来：
“让我再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做一次贡献。在这封信中，你会发现我随意使用了2467这个数字来评价《释梦》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的多少，我的意思仅仅是指这个错误数字很大，但是唯独这个数字出现了。然而，头脑中任何东西的出现都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肯定也期望是潜意识决定了这个数字进入我们的意识。就在此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将军E.M从工兵署退休，我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当我作为军医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有一次他因病来病房（当时他还是一个团长），对一个军医说：“你必须在一周内让我好起来，因为皇上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从此以后，我决定效仿其职业；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职业已经走到尽头——一个工兵署长，并且已经（1899）列入退休人员之列。我想计算一下他从事这种职业的时间，从我1882年在医院见到他时起，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对我的妻子讲了这些后，她回答说：“是否你也该退休了？”
“上帝不会同意的。”我说。我们谈完以后，我便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这一系列的思想仍萦绕在我的脑海。经过仔细推断，我发现算错了。在我的记忆中的一个很明确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在监禁中（不能外出）庆祝自己24岁生日的，那是1880年，或者说是19年前。这样就出现了2467中的‘24’这个数字，现在，在我现在的年龄——43——加上24，这样就有了67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在回答是否我要退休这个问题时，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工作24年。自从我要追随这个M团长那时起，很明显对自己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感到厌烦，然而与他在这个时候就结束其生涯相比，我庆幸自己还是一个胜利者。这样人们就会很公平地说，这个不假思索出现的数字2467，并非没有潜意识的根源。”
3.自从我第一次解释了这个随意出现的数字后，我又反复地做过类似的实验，其结果仍与此一致。但是，其中涉及很多隐私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此予以说明。
由于多种原因，我要增加一个有关的例子，这是维也纳的医生阿德勒（1905）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那里获得的资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数字”联想的例子。向阿德勒提供资料的人报告说，“当我正在潜心阅读《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很偶然的干扰，我会将这本书读完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一段论述，即那些随意闯入我们意识的数字都是有确定的意义的，我决定做一个实验。这时出现于我头脑的记忆是1734，与此相联系的意念很快地出现在我的面前：1734÷17=102；102÷17=6。然后我将这个数字分成17和34，我现在34岁，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认为34岁是青年的最后一年，由于这个原因，我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得很不愉快。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一个17年的结束将看到一个愉快而有兴趣的时代的开始。我将我的人生以17年为单位分开，那么这个区分有什么意义呢？在想到数字102时，我想到了雷卡姆万国图书馆的编号102，这是考塞卜的剧本《厌恶和悔恨》。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便是厌恶和悔恨，这个图书馆里的编号6是（我熟悉地记得这里的所有的编号）穆勒的《罪过》，由此想到的是我自己的罪过，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接下来出现的是这个图书馆中的第34号，包括穆勒的童话《枪口》（Der Kaliber），我将这个单词分‘Ka’和‘Liber’两个部分。接下来出现于我的脑海的是，这个单词包括‘Ali’和‘Kali’（钾）两个部分。这使我想到有一次和我的儿子（6岁）的押韵游戏，我让他找出和单词‘Ali’压押的词，但是他一个也没有找到。当我一定要让他说出一个的时候，他说：‘All reigt denMund it hyperangansaure Kali’（Ali用高锰酸钾清洗了他的嘴）。我大笑了起来，因为Ali是很温和的。在最近几天，我遗憾地发现，它并非是温和的Ali。”
“我问自己：这个图书馆里的17号是什么呢？但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不过我敢肯定，对此我很早就知道的，因此我认为我是想忘掉这个编号，我的任何思想似乎都是徒劳的。我开始阅读本书，但我的阅读很机械，无法理解书中的内容，因为17这个数字仍萦绕在我的脑海。这时，我将灯关掉，继续我的思索。最后，我意识到，17这个编号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哪一本呢？
我想到了《希洛和黎安德》——很明显是我的愚蠢的企图使我误入歧途。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查阅了这个图书馆的目录，发现17号是《麦克白》。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剧本，尽管我对它重视的程度和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一样。我想到的仅仅是：凶手，麦克白女士，巫婆，‘公正即邪恶’；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席勒的《麦克白》译本非常好。毫无疑问，我希望忘掉这个剧本。接下来想到的是17和34可以被17整除，得l和2，在这个图书馆的l和2好像是歌德的《浮士德》，我越来越感觉我和浮士德有很多相似之处。”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这个医生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阿德勒认为，这个男人对他的这些联想的综合并不成功，如果不从这些对1734数字的联想中获得一些理解这个数字的关键，那么很难对此做出有价值的解释。
“我今天早上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正确性。当我晚上下床时候，惊醒了我的妻子，她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图书馆的目录，我对她讲了当时的情况，她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但观点很有意思——在我一再坚持下，她还是接受了对《麦克白》进行联想，她说在她想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她什么也联想不起来。我回答说：‘让我们测试一下。’她说了一个数字117，我马上回答说，‘117是指我告诉你的那个数字，而且，我昨天对你说过，一个82岁的妻子和一个35岁的丈夫在一起的确不协调。’前几天我取笑我的妻子说她是一个82岁的小老女人，82+35=117。”
这个原没有找到决定他生成数字的因素的男人，当他的妻子给他一个随意生成的数字的时候，他马上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他的妻子很明确她丈夫生成这个数字的症结所在，因为她选择的数字也是出于一个情结——这是他们同有的情结，因为这种情况涉及到他们相互的年龄。
现在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对出现于这个丈夫头脑中的数字做出解释了，阿德勒认为，这个数字表明了他的一种压抑的欲望，这个欲望便是：“像我这样34岁的男人应该有一个17岁的妻子才合适。”
如果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那么我要补充一点，最近我从阿德勒那里得到消息，在他的这个分析出版一年之后，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离婚了。[114]阿德勒对强迫生成的数字给予了同样的解释。
4.人们选择的所谓的“吉祥数字”并非与这个人的生活毫无联系，或它的出现也并不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心理原因的。一个男人承认自己特别偏爱17和19这两个数字，在稍做思考后，他便发现，在17岁这个年龄，他考上了大学，并从此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科学研究的自由。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做长途旅游，之后不久便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这个偏爱的固定化还是在10年以后，即在他发现这个数字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之后。即使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偏爱的数字，或明显以很随意的方式生成的数字，都可以通过分析追溯其料想不到的含义。我的一个患者在这方面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当他很不愉快的时候，他很特别地甩出一句这样的话：“我已经告诉你17到36次了。”我问他这么讲话的动机所在，他说他的脑海马上出现的是：他生于那个月的27日，而他的小弟弟生于这个月的26日。他抱怨说，命运从他的生活中剥夺走了美好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的弟弟，因此他便在弟弟的出生日期这个数字上加上10来表示命运对自己的这种不公，“我虽然年龄较大，但我却要矮人半截。”
5.我还要进一步阐述一下对数字现象的分析，因为，我知道没有其他什么独立的观察事件能够像数字这样强烈地证明这种不被我们的意识所知的、高度混合的思想过程的存在。同时，我也找不到比医生提供的材料更好的例子。在这里我报告一个出现于我的一个患者（征得他的同意）的数字情形的分析。我要说明的是，他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他非常尊敬的父亲。当他心情很好的时候，426718这个数字就会闯入他的脑海，他问自己：“由此联想到的思想是什么呢？首先是我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如果患了感冒，而要医生治疗的话，病症会持续42天；如果不要医生的治疗，则要持续6星期。’”这已在该数字的前面部分反映出来（42=6×7）。在此之后，他停顿了片刻，我让他注意到他选择的这个6位数中缺少3和5两个数，他马上对此解释道，“我们兄妹7人，我是老小，就年龄顺序来说，3是我的姐姐A，5是我的哥哥L，他们是我的敌对方。在孩子的时候，我就向上帝祈祷，请他将这两个令人烦恼的家伙赶走。在我看来，我选择的这个数字满足了我的欲望，3和5——我的邪恶的姐姐和哥哥——被清除了。”“如果这些数字代表你的姐姐和哥哥们，那么最后18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毕竟有兄妹7人。”——“我常想，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的话，我就不会是最小的，如果再有一个孩子的话，我们就是8个了，我就会是一个小孩的哥哥了。”
除了对这个数字的解释，我们还必须能够在前后数字之间建立联系，从最后的数字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含义：“如果我的父亲仍然活着”。“42＝6×7”表示对那个没有医治好他父亲的医生的讽刺，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他希望他父亲还活着的愿望。这个数字（426718）与他在家中产生的两个童年愿望的满足相联系——一个愿望是希望他的那个姐姐和哥哥死去，另一个是希望在他之后再有一个孩子，或简单地表达为：“要是我的这两个敌人死了而我的父亲还活着多好！”
6.这是从一个记者那里得到的一个小例子。在L地的电信局工作的经理写道：他的19岁半的儿子想学医，而且熟悉《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并企图向他的父母说明我的观点的正确性。我将他所做的一个实验不加任何评判地引用如下：
“我的儿子对我的妻子谈了有关所谓的‘偶然事件’问题，并对她说，这些出现于其脑海的名字和数字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儿子：‘给我一个你喜欢的数字。’
母亲：‘79。’
儿子：‘由此你想到了什么？’
母亲：‘我想到了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美丽的帽子。’
儿子：‘它卖多少钱？’
母亲：‘158马克。’
儿子：‘可以这样解释：158÷2=79。你认为这个帽子太贵了，无疑你在想：如果便宜一半，我就会将它买下。’
对我儿子的这个结论我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女人一般对数字很不在行，他的母亲也不会想到158的一半是79。他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这个不太可信的东西：下意识中的数学表现比意识中的数学表现要好。‘不对，’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也许我的母亲不能很好地计算出158÷2=79，但是，她却碰巧看到了这个等式——她可能在做梦的时候想起了这个帽子，然后认识到其便宜半的价格。’”
7.我从琼斯（1911b）那里再引用一个对数字进行分析的例子。一个他熟悉的绅士想到986这个数字，对琼斯说，他不会与他想到的东西有任何联系。“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他首先出现了这样的记忆——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记忆：6年前，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在晚报上看到了一则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现在温度计的读数已经不是986℉了，明显超出986℉。我们当时坐在一个很热的火炉旁边，而我则刚刚从这个地方退出。他说他很清晰地记得这种炎热唤起了他的那种沉睡的记忆。然而，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记忆会如此清晰地存在着，就像以前出现过似的。对很多人而言，如果这种记忆不与其他什么重要的材料相联系的话，人们很难将它回忆出来。他告诉我，在读这个笑话的时候，他笑得前仰后合，以后又多次想起来，每次都倍感愉悦。实际上，这个笑话很贫乏，并不令人可笑，这使我认识到，在此背后一定存在着重要的东西。他接下来的思想是，热量这个概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热是宇宙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是所有生命的源泉，等等。一个很普通的年轻小伙子有如此鲜明的观点，的确需要对此进行一下解释，因此我让他继续他的自由联想。看到这个烟囱。他经常在晚上站在那里看从里面冒出的烟火，认为这实在是能量的一种浪费。热，火，万物生命之源，巨大的能量从这个耸立的空心柱子里面流走了——从这种联想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在他的潜意识中，这种关于热和火的思想和他头脑中**的思想密切联系，或者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思想。他现在有强烈的**情结，他自己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如果你要对这个观点——数字材料在人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获得更深刻的印象，你就应该了解一下荣格（1911）和琼斯（1912）的文章。
在对这类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东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首先，人们似乎像梦游的确定性一样，为了达到一个意识不到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数字的思考，这种思想马上便表现于所期望的数字，而且其计算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其次，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可以很自由地支配这些数字，但在我的意识状态，我对数字的推断能力则很差，很难记住日期、房间号码等诸如此类的数字。而且，在这些潜意识状态下，对数字的思维操作有一种迷信的倾向，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确其根源。[115]如果你发现，不仅这些生成的数字，而且这些生成的文字材料也是有一定的根源的，这都不足为怪。
8.这是一个关于强迫性的单词的消除的很好的例子，强迫性的单词，即那些无论做出多大努力也无法从我们的脑海里消除的总是出现的单词。这是由荣格观察发现的（1906）：“一个女士告诉我说，在这些日子，‘Taganrog’（塔干洛，俄国北部的一个地方）经常挂在嘴边，但又不知道它的意思。我问她这些天是否有一些刺激她的事件发生，是否有不愉快的情绪，她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她很喜欢一件睡衣（德文，Menrock）；但是她的丈夫对此不感兴趣，‘Menrock，Tag-an-rock’（字面意思为“白天一穿一睡衣”）——很明显，他们在发音和意思上相似。之所以用俄文的方式，是因为当时这个女士刚认识一个来自塔干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