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墨水瓶架是由一块安特伯格的大理石做成的，瓶架向下凹出一个槽，玻璃做成的墨水瓶正好放在里面，墨水瓶的上面有一个用同一块石头做成的盖子。在这个瓶架后面，围了一圈铜雕和陶塑，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写东西，拿笔的手莫名其妙地移动了一下，将这个放在桌子上的瓶盖撞到了地上打碎了。
对这一过失行为的解释并不太困难。几小时前，我的妹妹到我的房子里看了我的这些收藏，她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并且说：“你的这个写字桌现在太有吸引力了，只是这个瓶架不太相称，你应该有一个漂亮的。”我和她一起出去，几个小时后才回来。当我回来后，也带回了对这个可憎的墨水架的责难。从我妹妹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下一个节日里，她要将一个漂亮的墨水架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打碎这个使人讨厌的旧的墨水架的目的是否是要她实现隐藏在背后的这个意图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仅仅是表面的闪失，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有很好的指导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你并没有打烂周围其他的贵重的东西。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对表面看来是笨拙的偶然行为的解释，粗看来，人们做出的行为很粗鲁，像**性的失调动作；但这些动作却由一种意向或动机所控制，而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一般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行为有两个特点——粗暴和无过失的目的——与癔病神经症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部分类似于梦游症的动作特点。但是，在3种情况下，决定这个活动的神经过程仍不明确。
另一个自我观察是由安德-卢姆夫人（L.Andreas-Saloé）报告的，这个例子表明，在这个“笨拙”的行为中，一些隐藏的动机在顽固地活动着：
“有一个时期，牛奶吃紧且价格昂贵，但我发现在煮奶的时候一再地将奶溢出，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烦恼。我力图改善这一行为，但收效甚微，尽管我在做其他事情时并没有心不在焉的表现。如果在我可爱的小狗（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它取名叫‘Druzhok’，俄语是‘朋友’）死后，我做出这样的行为尚有情可原；但是，使人惊讶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从没有泼过一滴奶。我对此的第一个联想是：‘那很幸运，因为那些泼到地上的牛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同时，我眼前出现了我的‘朋友’，它眼巴巴地看着我做饭，它的头倾向另一侧一点，尾巴在期望地摇摆着，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个壮观的失误的发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而且我认识到，我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喜欢它。”
最近几年，当我收集这些观察到的现象的时候，我出现了较多的打烂贵重物品的经历，对这些情况的研究发现，对我而言，这并非偶然。例如，一天早上，当我披着睡衣，穿着拖鞋穿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屈服于一个突发的冲动，将一只拖鞋甩到了墙上，结果使挂在墙上的漂亮的维纳斯大理石像打烂在地上，在它摔成碎片后，我引用了布奇的这句诗：
“Ach！Die Ven ist perdü——Klickerados！——von Medici！”[91]
我的这一粗暴行为，以及对这个破坏的平静的接受可以通过当时的情景得到解释。我的一个家人患有重病，我已经对他的康复失去了信心；但那天上午，他的病情却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对自己说：“他好歹活了过来。”我的这个破坏性的愤怒情绪表达出我自己感谢命运的这种安排的心情，而且要让我做出一些“祭祀活动”——好像我做过这样的许诺：如果他能够恢复，我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表示感谢。选择麦第斯的维纳斯作为祭祀品正是对这种感激的表达，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做出的决定是如此的迅速和果断，目标又是那样的准确；同时，又避免了附近其他东西的损伤。
关于打碎东西，我还有一例。有一次，我在用墨水瓶的时候，这个瓶子却掉在地上打碎了，同样也有做祭祀品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打烂这个东西是作为安慰性祭祀品，以避免厄运的产生。情况是这样的，我曾经指责我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依据的是他潜意识表现出的一些信息。这却把他激怒了，他写信给我说，不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待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并写信去安慰他，在我写信的时候，我的这个最近的收藏品——墨水瓶——就在我的前面，一个玻璃制作的漂亮的埃及雕塑，结果将这个东西失手打破了。之后，我马上发现，我做出这个闪失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幸运的是还能够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友谊有如这个雕塑——因此它的破坏并不太重要。
第三次打碎的东西似乎微不足道，它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歉意”——借用了维奇尔（Vischer）在小说“Auch Eer”的表达方式[92]——对待不再欣赏的物品的方式。有段时间，我一直用着一个有金属手柄的拐杖。有一次，这个很薄的金属柄被打坏了，尽管不是我的过失，但这个金属的东西几乎无法修补了，可我还是去修了。当这个拐杖回来后，我用它做自己的腿很顽皮地去追我的一个孩子，结果又打破了，这样我不得不将它放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接受这一破坏性结果的平静心态，只能表明，在这一特殊的行为背后存在着潜意识的目的。
通过对打破东西这一细小的行为原因的调查，人们会发现，除了这与当时特定的环境有关系外，这一行为还与其以前经历有关系，便是如此：
“一个医生有一个陶瓷花瓶，虽然，它并不值什么钱，但却非常漂亮；这是它的一个女患者（已结婚）送给他的很多礼物中的一个。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很贵重的礼物。当她患了一种心理疾病的时候，除了这个花瓶外，他将她送的所有的礼物都给了她的亲戚，而这件礼物是如此的漂亮，因此，他舍不得送给他人。但是，对这个花瓶的占有使这个谨慎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他自己也完全明确他的这一行为是不适宜的；但他安慰自己说这个花瓶并不贵重，而且很难携带，以此来消除良心的指责。几个月以后，当需要让律师发表一个声明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患者拖欠自己治疗费用，这再一次使他表现出了自责行为。如果这个患者的亲戚知道他私自占有这些东西，他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指责自己，这使他很烦恼。有一段时间，他的这种内心谴责是如此强烈，以致他想放弃这个患者的比这个花瓶的价值多100倍的欠款，以此作为一种补偿，以使他对这个东西的占有合理化。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占上风。”
“当他处于这一状态的时候，他碰巧要给这个花瓶换水。尽管他很少打破东西，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有很好的控制，但是，他仍表现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闪失动作——而且这个动作与他要完成的活动，在机能上没有任何联系，结果是这个花瓶从这个桌子上掉了下来，四分五裂。
实际上，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他还决定——当然，并非没有迟疑——将这个装满花的花瓶放到餐厅客人的面前，当这个花瓶破了后，他想到了这件事，而且，他很焦虑地注意到，这个花瓶本不在卧室，是他从其他地方拿进来的。惊奇之余，他捡起了这些碎片，心想或许它可以修复；但不幸的是，几个大的碎片又从自己的手里滑落，又摔得粉碎。这样，这个花瓶就完全报废了。毫无疑问，这个失误行为的潜在目的是，通过消除他私自占有的东西，来支持这个医生的法庭辩论，使他避开了私自占有他人东西之嫌。”
“除了这个直接的决定因素之外，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会发现，在此行为背后还有更深刻、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个花瓶很明显是这个女人的象征。”
“这个故事的主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年轻、漂亮、自己又疯狂地爱着的妻子，他因此患了神经症，主要症状是抱怨自己的命不好，认为自己很不幸（‘他已经打破了一个可爱的花瓶’）。而且，他和女人不再有什么联系，对婚姻以及保持恋爱关系也不再有兴趣，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认为这样做是对他死去的妻子的不忠。在他的意识中，还存在这样的想法，他给女人带来了不幸，一个女人会因为他害了自己，等等（自然，他就不愿意长久地将这个花瓶保持下去）。”
“据Libido能量的观点，他的这种行为产生也不足为奇。最恰当的联系是和已婚女人的联系（这样，可以保留他人的花瓶）。”
“这个症状表现可以被分析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他说打破了这个‘陶瓷’花瓶，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说了与这个女人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很难兴奋起来，因为，他要求女人要有‘超自然的美’，这不难看出，他很依恋他的（死去的，即超自然的）妻子，为使自己不与这种‘超自然的美’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就打破了这个陶瓷的（超自然的）花瓶。”
“同时，在这个移情过程中，他产生了和他的内科医生的女儿结婚的幻想，他是为这个内科医生准备的花瓶，并且暗示，让他将这个花瓶转赠给他的女儿。”
“或许，这个失误行为的表征意义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他不想在花瓶里面装什么东西，等等。然而，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有趣的是，这些动机，至少两个（或许他们在前意识和潜意识中独立地活动着）反映在这两次失误动作中——将花瓶打在地上和将碎片滑落。”
5.失落、撞倒、打破东西等行为，通常用以表达一些潜意识的思想，正如一些分析所看到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这样的行为披上了一层迷信和神秘的色彩，诸如打破盐罐，碰倒酒杯，以及将筷子失落到地上等这样的事，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一问题——认为这些行为包含着深刻的意义的迷信解释——予以说明。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个别的闪失动作并非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作为一种方式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最近，我们房间里的杯子和陶瓷制品经常被打破，其中，有不少是我打破的。但是，只要做一些心理分析，我们就不难对这样的行为做出解释。过几天以后，我的大女儿就要举行结婚典礼了，在这个庆典时期，人们习惯的做法是故意打破杯子或盘子，并说一些吉利的话以祝福他们。
这个习俗除具有祭祀的意义外，同时它还有另一个象征意义。
当用人失手将这些易碎的东西掉在地上并打破了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解释肯定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动机仍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艺术欣赏和艺术作品更使他们感到陌生了，我们的用人往往对这些艺术表现充满仇恨，尤其是他们的工作与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他们无法理解）有关时。另一方面，这一教育层次的人们，如果在科研机构工作，一旦他们认同了他们的主人，将自己看做这个机构的一个成员，他们的活动就会非常地谨慎和灵活。
这里我插入一个年轻技师的一段话，这会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情况下，这个机制的作用：
“前不久，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一个技术院校的实验室工作，完成一系列有关弹性的实验，这些工作对我们虽然是自愿的，但却占去了比我们预想到的要多得多的时间。一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F一起回到了实验室，他说，把时间浪费到这个上面是多么使人感到烦恼，因为，在家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我对此有同感，半开玩笑地提到了上一周的事故：‘我真希望这台机器再出现毛病，这样我们可以停止工作，早一点回到家里。’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让F控制压力阀，也就是说，他要小心地打开这个阀门，让有压力的**缓慢地流进水压辊筒里。那个管理实验的人就站在压力表的旁边，当压力达到一定的要求，他大声地喊‘停！’听到这个号令后，F却用力将这个压力阀向左推！（所有的阀门都毫无例外地通过向右推来关闭的）这样水压筒里的压力剧增，其压力超出了设计要求，因此，其中的一个就裂开了。这个事故虽然对机器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害，但足以延误今天的工作，因此就让我们回家了。奇怪的是，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向F顺便提到了这个事故，但他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而我却能够很清楚地将它回忆出来。”
同样，跌倒、绊倒和滑倒等并非像我们通常的解释——这种行为是运动机能的偶然失调。与这个表达相联系的双重含义足以表现出类幻想的存在，这些幻想又通过使身体失去平衡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发现一些轻微的妇女和女孩神经症患者，她们的这些症状往往是在摔了一跤后出现，即使当时并没有什么损伤，创伤性癔症也往往由摔跤后的打击引起。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摔跤是神经症的产物，是与性内容有关的潜意识想象的表达，这些东西隐藏于背后，但却操作着这些症状的表现。”
错将金币当铜币或银币给乞丐，这也属于一种闪失行为。对这一失误的解释并不困难，这是一种祭祀行为，目的是祈求自己有好的命运，并避免灾难和痛苦等。一个仁慈的母亲或大婶儿，在外出之前，往往表现出类似的慷慨，以此表明自己对子女健康的担忧。毫无疑问，这个慷慨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通过这样的方式，这种失误使我们从事这些迷信的习俗有了可能，这些习俗可以避免意识状态下的反面推理使我们产生的疑虑。
6.对任何领域来说，认为偶发事件是存心的观点不会博得很多人的认同，因为，人们似乎更相信这样的观点：偶发行为与性行为有很大的联系，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分界线是不明显的。
几年前，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失误行为是很巧妙地为性目的服务的。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也是这个朋友的客人，她唤起了我多年未有的愉快情绪，当时我变得很兴奋，很健谈，很和气。我企图发现我的这个状态出现的原因，一年以前，这个姑娘对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当这个姑娘的叔叔——一个很不错的绅士——进了这个房间以后，我们都跑过去给他拿放在角落的椅子，她比我要敏捷；而且她距这个椅子要近一些，因此她首先拿到了椅子，将它放在她的前面，她对着椅子的背，并双手抚着椅子的两侧。当我也回到原处后，我突然发现我就站在她的后面，双臂还绕着她，我的手就在她的胸前。自然，我很快地使自己摆脱了这一状态，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多么灵巧地使用了这个闪失动作。
有时，我自语：当在街道上躲避迎面而来的人时，你总是和这个人出现在同侧，这样反复数次，直到最后，其中的一个人停下来为止。这一过程是多么的笨拙，令人恼怒。我不得不告诉自己，这种“挡道”行为也是早期的不适行为的重演，以使自己在闪失行为的掩护下，去追求性的满足。通过对神经症的患者的表现的分析，我发现，年轻人和孩子的所谓的天真通常也是一种掩护，由于这种掩护，人们在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时，自己不会感到窘迫。
斯泰克尔（W.Stekel）报告了一个类似的自我观察。“当我来一个人的家里后，向女主人伸出了右手，奇怪的是，我企图去解开将宽松的睡衣系在一起的弓形结，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带有侮辱性的企图；然而，我却以魔术师一般的熟练完成了这个闪失动作。”
通过一些事实，我已经一再地想表明，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认为，这些失误有一定的意义，是由特殊的动机所支配的，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插入了一个闪失动作，以衬托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这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段：“梅尼跳起来，将一个大球抛给她的丈夫以示问候，但她并没有将球扔准，球偏向了一边，被鲁苯接住了。”当他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梅尼和鲁苯的对话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暧昧迹象。最后，这种情感便一发不可收拾，梅尼最终离开了她的丈夫而完全投身于她所爱的人的怀抱（由沙奇斯提供）。
7.一般而言，正常人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多大伤害性，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涉及一些能够引起严重后果的重大失误，这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问题。
我很少在医学治疗上出现失误，在我的记忆中，我仅仅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闪失。有一个上年纪的女士，曾有几年，我一天要去看她两次。[93]早上去的医务活动有二：一是给她的眼里滴几滴眼睛清洗液，二是给她注射一针吗啡。我通常准备两个小瓶子：一个是蓝色的，装洗眼剂；一个是白色的，装吗啡溶液。在从事这两种操作的时候，我一般还在思考着其他什么事情，到现在为止，因如此经常地做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已经非常娴熟和自由了。一天早上，我发现，我的这个自动化的活动竟出现了失误，我将清洗液倒进了白色的瓶子里，而非蓝色的瓶子，结果将吗啡错误地当做滴眼液滴到了她的眼睛里。我很害怕，然后，安慰自己说，几滴2%的吗啡溶液不会对她有什么危害，即使溶液进入结膜囊里。这种恐怖情绪的出现，明显还有其他原因。
在企图分析这个小的失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这句话，“向老妇人施暴”，这为我找到问题的答案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我还在受一个年轻人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的影响，梦的内容涉及到他和他的母亲的**行为[94]，这个奇怪的事实——在这个传说中，王后纠卡斯特在这个年龄，她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在我看来与这样的结论很吻合：在恋上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一个人从不会以她现在的情形考虑到她，而她好像是带着童年时期延续下来的青春的记忆幻想出现的。
当这种迂回于两个幻想之间的梦幻被意识到时，这种不协调才会出现，并确定地附着于一个时期。
当我萦绕于这种思绪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这个患者，她已年逾九旬，我发现俄狄普斯神话普遍适用于人类，我的这种行为好像是一种神谕，并与命运有关，因为，当时，我在向这个“老妇人”施暴。这里的闪失动作也没有什么伤害，对于这两种可能失误而言——用吗啡溶液滴眼睛和用洗眼液注射，我还是选用了伤害最大的一种。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和我们以前讨论的例子一样，我们能够承认是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在起作用呢？
到现在为止，我占有的材料使我陷入困境，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不得不用推理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严重的心理病患者有时表现出自残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的自杀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自杀是心理冲突的结果。我通过很多例证可以证明，那些发生于这些患者的明显的偶然性伤害事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残行为。人们有一种自我惩罚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被严格监督着，一般情况下通过自我谴责的方式表现出来，或促成人们形成一定的症状。这种自我惩罚的冲动还会巧妙地利用周围的环境，以期寻找表现的机会，或者以人为的方式使环境发生一些改变，直到最后所期望的伤害效果出现为止。对于这样的适度伤害而言，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少见。同时，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很多特点也流露出这种潜意识动机的作用，如人们在这种意外的伤害面前显得非常冷静。[95]
我不准备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将对我医务实践中所经历的一个例子做详细的分析。一个已婚的年轻女士在一次车祸中摔断了小腿，这样她不得不卧床几星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没有表现出痛苦，对这种不幸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个事故导致了她的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个疾病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最后还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治好了。在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了解了有关这次事故的背景材料以及前期事件。这个少妇在她的嫉妒心很强的丈夫的陪同下，到她已婚的妹妹的农庄小住，陪伴他们的还有她的很多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等。一天晚上，在这个亲密的圈子里，她显露了一下自己的才气，跳了一曲康康舞[96]，亲戚们对她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拍手称赞，唯一不满意的是她的丈夫，他对她低声说道：“又在做婊子！”这句话伤透了她的心——我们不去考察这句话是否仅仅指她跳舞——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早上，她感觉自己应该驾车去放松一下，马是她自己选的，说这对马不行，特选了另一对马。她的妹妹让她的小孩和保姆一同前往，她表示强烈反对。坐在车上走的时候，她显得很不安，她叮嘱车夫小心惊了马。果然，一刻也没有停止的马真的出现了问题，她惊恐地从车上跳了下来，结果摔断了腿，而其他待在车里的人则安然无恙。我了解了这些细节后，不得不承认，这种意外是设计好的，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这种技能，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一个恰当的惩罚机会的技能，因为，她在以后很长时间无法再跳康康舞了。
至于我自己的自我伤害行为，所能报告的寥寥无几，但在一次很特别的情况下，我发现我也无法逃脱这种自我伤害。当我的家人抱怨说自己咬了舌头，或夹了手指此类的话，他通常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同情；相反，人们会反问：“你怎么会这样的？”当一个年轻的患者在一次治疗过程中表现出要娶我的大女儿的愿望时（当然，并不是认真的），我夹了我的大拇指，当时感觉很疼痛。我知道，当时她由于重病而住在医院里。
我的一个儿子，脾气暴躁，生病的时候很难护理。一天，当告诉他今天上午要待在**时，他很气愤，威胁说他要自杀——这种方式可能是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到了晚上，他让我看了他胸部一侧的一个肿块，这是他撞门柄时留下的。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用意何在，这个11岁的孩子的回答好像能够让我明白一些：“我早上说过我要自杀的。”这样看来，我的观点对解释我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似乎不太适用。
如果你相信有半存心的自我伤害行为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有意识的、存心自杀外，还有半存心的自我毁灭（在潜意识动机支配下的自我毁灭），其表现是巧妙地利用一些对生命的伤害事件，或将它伪装成偶然的不幸的事件。这样的自我毁灭为数并不少，因为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人比已经做出这种行动的人要多得多，自我伤害实际上正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动机和阻止它表现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即使这种自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自杀的倾向实际上也以被压抑的方式在无意识中存在了很长时间。
即使是有意识地自杀的人也要选择自杀的时间、方式和机会，对于潜意识的自我毁灭而言，在完成这种活动时也要等待机会，一方面逃避监督，另一方面利用个体防卫的力量，将这种被压抑的动机力量释放出来。[97]我的这个观点远非无稽之谈，我从很多这种偶然的不幸中了解到（从马背上摔下来，或从车上摔下来），自杀是由于潜意识的默许而表现出来的。例如，一个官员在和他的同事骑马比赛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由于这次他的伤很重，几天后便死了。清醒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是正常的，但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为则很不寻常。他很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死后，他变得一蹶不振，多次在谈到此事时，在同事或朋友的面前都泣不成声，在他的好朋友面前多次说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并要辞职去非洲战场，而他以前对此则没有兴趣。[98]以前，他是一个熟练的骑手，现在他则避免骑马，即使有此可能。最后，在赛前，他也并不退出，但表示出一种悲哀的预感，根据我们所阐述的观点，这个预感变为现实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悲伤的状态下无法控制一匹正常的马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很同意这种看法，但是由这种“神经（nerves）”状态所引发的运动机能的抑制也应该被看作一种自己所坚持的自我毁灭的动机。
布达佩斯的费伦茨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布于众的观点，他分析了偶然的枪伤事件，他把此解释为一种潜意识的自杀的企图，我同意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J.Ad，22岁，一个熟练木工，他于1908年1月18日拜访了我，问我说，1907年3月20日，一粒子弹穿透了他左侧的太阳穴，这个子弹能否通过手术取出。除了偶然有一点轻微的头疼外，他感觉很好；而且客观的检查也表明，除了左侧有一个子弹疤痕外，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此，我建议不要动手术。当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时，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伤害事件，他正在玩弄他哥哥的左轮手枪，心想里面可能没有子弹，因此用左手对着自己的左侧太阳穴扣动扳机（他并非是左撇子），结果子弹射了出来。在这个能容纳6颗子弹的弹膛里竟然有3颗子弹。
当我问他拿起这个手枪时是怎么想的时，他回答说，那时他正要进行服役体检。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拿着枪到了酒吧，因为他害怕打架。在体检的时候，由于他的血管肿大，他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他对此感到羞愧。回到家后，他便玩起了这个左轮手枪，但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图，结果不幸却发生了。经过我的询问，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很爱他，但她却离他而去。由于钱方面的原因，她移民到了美国，他要和她一起去，但是他的父母阻止了他。他的恋人是于1907年1月20日走的，两个月后就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尽管有这么多可能的因素，但这个患者仍坚持枪伤自己是一个“意外”。不过我还是顽固地认为，他玩弄这个自己确信没有压子弹的左轮手枪，并伤到自己，是由内在的心理动力决定的，在这种失恋的悲伤情绪的打击下，他也在做出努力，也许自己可以在军队“将这一切忘掉”。但是，当自己的这个希望也破灭时，他去玩弄这个手枪——或者，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杀动机。他用左手而非右手来拿这个左轮这一点明显揭示出，他仅仅是“玩”；或者，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自杀的愿望。
还有一个对这种明显的偶然性自我伤害分析的例子，对这个例子的考察，使我想起了一句格言：“自掘坟墓。”
“弗拉，中产阶级出身，已婚，有3个孩子。她患有神经过敏的疾病，但是，她并不需要什么治疗，因为她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一天，她将脸弄伤了，虽然是暂时的，但却使她很难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在一个正在整修的路上行走时，不小心踏在了一个石头上，结果脸摔到了一个房子的墙上，整个脸都搞伤了，眼也青了，她怕自己的眼会有什么问题，便去看医生。当她的情绪从这个情形中平定下来以后，我问她：‘你为什么会这样摔伤呢？她回答说，就在这之前，她曾警告过她的丈夫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关节炎已经几个月了，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很困难，而且要十分谨慎。她的经验表明，当自己警告别人不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件事往往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对她关于这个行为原因的解释不太满意，因此便问她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她说是的，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她在这个街道的另一侧的商店里看到了一幅很漂亮的画，她突然想，要有一幅挂在婴儿室就好了；她想立即将这个画买下，便径直向这个商店走去，并未留意周围的环境，结果踏在了石头上，摔倒在房子的墙上，她甚至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用手保护自己的脸。买画这件事被她完全忘掉了，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我问，她回答：‘这或许是一种惩罚，我不是给你讲过吗。’——‘这件事现在仍使你烦恼吗？’她说：
‘是的，我对此感到懊悔，我认为自己邪恶，不道德，似乎在犯罪，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我的神经过敏，我几乎要发疯了。’”
“她谈到这件事，她和她的丈夫商量，她曾经流产了一个孩子，因为，他们当时经济很困难，再有孩子的话，可能负担不起。流产最初由一个女庸医来做的，但后来不得不由一个专家完成。
“我经常自责自己，‘是你杀死了你的孩子’，我害怕这样的事会招来报应。现在，你已经向我保证说我的眼睛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这已使我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这个不幸事件是一种自我惩罚，一方面是出于她的那种犯罪感，另一方面是为了逃避困扰了她几个月的越来越严重的莫名惩罚。当她急匆匆地走向那个商店买画时，所有这些恐怖记忆——当她警告她的丈夫时，她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表现得较活跃——又复苏了，她当时的心情或许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为什么你要装饰这个婴儿室？——你已经毁掉了自己的孩子，你是个刽子手，你就要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