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我自己最近读到《维也纳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布卡维尼亚》。
这个标题似乎不太成熟，因为当时的罗马尼亚并没有将自己暴露给敌方。就文章的内容而言，这个单词很明显应该是“俄国”而非“罗马尼亚”；然而，监督员一点也没有对此感到惊奇，因此疏忽了这个失误。
在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塔尘的卡尔·普罗奇卡印刷厂（原来是帝国和王室印刷厂）——印刷的一份传单上，有一个排印失误，在此，将此作为一个“政治”误排是在所难免了：
“根据协约国的一项法令，要固定奥沙河边界，不仅西尔西亚，而且塔尘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zuviel，（较多的部分）[78]归波兰，另一部分归捷克斯洛伐克。”
丰唐被迫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误排，因为这个误排意味深长。1860年3月29日，他在给出版商斯普兰格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看来注定不会看到我的这个小小愿望的满足了。看一眼校样——我已经封好，准备寄出——就会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仅仅得到一份校样，尽管我需要两份，其原因我已经指出。我要求尽快将第一校的稿子给我，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一特别用英语注明这一句，但我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答复，我对此极为重视。校样的第27页，在卡纳克斯和王后之间有这么几个字：‘worauf Maria aasrief’[79]。面对如此攻击性的失误，如果知道这个失误被消除了，这将是一种解脱。“aas”对“a”的这种不幸的替代，使这里的一切变得更糟了，这无疑是说，她（王后）好像真的如此称呼他。
祝安
T.丰唐
冯特（1900，第374页）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值得我们重视，这个事实（很容易证明）是：我们的笔误比口误出现得要快。“在正常的讲话过程中，意志的抑制机能一直是指向产生意思的过程和与发音有关的相互协调的运动。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之后的表达活动由于机械的原因变得迟钝，这正如在写作的过程……，那么，这种前移的出现是很容易的。”
对出现读误的情况进行观察后，我们会对此提出疑问一一对此我不能搁置不提，因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开端。人人皆知，在大声朗读的时候，注意迂回于材料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如果由于其他的干扰而离题，那么他通常不能说明他读的内容是什么。他好像在自动地阅读，但通常是准确的。我想，在这样的阅读情况下，读误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我们认为，在人们阅读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机能在自动地、准确地活动着——或者说，很少有意识的注意。
由此可见，决定在读误、口误、笔误中表现出的注意因素的方式与冯特的描述很不相同（冯特描述的是注意的终止和减少）。我们从对上述的例子分析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注意在量的方面有所减少，但我们发现了与此并非完全相同的另一种东西：外来思想的干扰，这一点应予以重视。
在“笔误”和“遗忘”之间，我再插入一个例子。一个人忘记了对支票签名，忘记给支票签名和忘记支票属于同一情况，为了说明同类情况遗忘的重要性，我从一篇小说上抄写下来一段（沙奇提供）：
“这是一个明显且很有意义的例子，而且可以肯定，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知道如何使用失误的机制，以及通过精神分析表现出的症状行为。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法利塞教徒之岛’中有所表现。小说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一个思想徘徊的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社会同情心，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本阶层的态度。在小说的第十六章，作者描述了他对一封信——来自一个年轻的无能之辈——的反应方式。在最初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他曾帮助过这个人两三次。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直接向他要钱，但描述了其悲惨的境遇，因此其意思也是明显的。开始他想，与其说将钱给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人，还不如用它做些慈善事业。
但他还是拒绝了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因为他贫困潦倒就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说一些鼓励的话，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拿出主意！在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全是废话！你只不过是不想出钱罢了，正是如此！’”
“这样，他很友好地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用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里面放了一张支票。你可信赖的，理查德·修顿’。”
“‘在他写好支票之前，一个在蜡烛边飞舞的小蛾分散了他的注意，这时他抓住了这个小蛾，并将它扔到了外面，但他已忘记将支票放在信封里面。’信就这样发出去了。”
“在这笔钱上的失误的动机比他剖析自己自私的目的更加微妙，很明显，他还是不想捐钱。”
“住在他岳父的家里，修顿被他的未婚妻、她的家人及亲戚包围着，他感到很孤单，其失误表明，他渴望他的保护人，而这个保护人，由于其过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观点，与他周围的人形成明显对比，尽管这些人无可指责，但他们却一成不变地接受着同一传统的影响。事实上，这个保护人如果没有得到他的资助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几天后，他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支票放在里面。”
第七章 印象和意向的遗忘
如果有人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现代心理生活的了解，只要提到记忆的机能就足以使他谦虚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理论能够成功地对记忆和遗忘这一基本现象做出说明。事实上，对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的分析才仅仅开始，今天，就识记和遗忘而言，遗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尽管我们在研究梦和其他心理现象时了解到，我们思考的一些东西很久就被遗忘了，但突然某一天它又闯入了我们的意识。[80]
诚然，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认为，遗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遗忘对我们获得的印象材料有特定的选择性，同样，对每一个印象或经验的细节也有相应的选择性。我们知道，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想起来，或又被唤醒，这是有条件的。然而，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条件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完善和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印象——他们结伴外出旅行，如前面的章节中的一个例子［第21页］——在以后的某一天交换他们的见闻，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对一个人有很深印象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定的印象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对一个人比对另一个人大。那些决定我们对记忆的东西进行选择的因素，很明显仍未被我们认识到。
为了能够对了解决定遗忘的这些因素做出一点贡献，我将对我自己的遗忘情况进行心理分析，以此作为我的一种实际行动。通常，我关注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由于我自己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对这种情况下的遗忘感到颇为惊奇。再加上我很难忘掉什么东西（是我经历过的东西，并非我学习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超群，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将能记住阅读过的每一页作为我的一种功课。在我上大学之前，当我听完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后，我几乎可以逐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在最后的医学考试的紧张关头，我再次充分利用了我固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能很自动地写出了答案，就像是对我以很快的速度读完的课本内容的回忆。
从此以后，我对记忆的控制变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仍一再地告诫自己，只要使用一些策略，我仍能记住一些本以为不可能记住的东西。例如，在会见时间，一个患者说以前我见过他，但我既想不起来这个事实，也记不起来什么时间，我便通过猜测回忆很快地想到几年前，然后再追溯到现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患者的记录以及来自患者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和我回忆起来的内容进行对照，结果发现，我对以前的咨询细节记得很清楚，我对10年内的时间的记忆误差很少超过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较陌生的朋友，出于礼貌我问到了他的小儿子，如果他描述一下其成长过程，我会想到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将我的猜测和这个父亲告诉我的加以对比，我的误差几乎没有超过一个月，对他的大儿子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尽管我说不出我评价的基础。
后来我就很大胆了，我会很自然地说出我的猜测，这样就不会使这个父亲因为我不关心他的孩子而认为我忽视他。通过唤起潜意识记忆的方式，我扩展了自己的有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我想报告一些典型的遗忘例子，有很多是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将遗忘分为两种：一是对印象的遗忘（fettg of ipression），或对知识的遗忘（fettg of knowledge）；二是对意向的遗忘（fettg of tention），或对要做的事情的忽略。我先说明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愉快的动机是遗忘产生的基础。
一、印象和知识的遗忘
1.一个夏天的假日，我的妻子使我非常生气，尽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对面是一个我认识的来自维也纳的先生，毫无疑问他也认识我；但我有足够的原因不想和他恢复关系，我的妻子仅仅听说过这个有点名气的人的名字，她很关切地倾听他和他身边的人的谈话，并不时地接着他们的话题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忍无可忍，最后终于爆发了。几周后，在我向我的一个亲戚抱怨我的妻子的这一行为时，竟回忆不出来他们当时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较嫉恨别人的人，不会将使我烦恼的细节忘掉，我的这次健忘的表现的动机出于对妻子的考虑。
前不久，我又有了一次相同的经历，我很想将几小时前妻子讲的一个笑话讲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听，但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因为，我忘记了妻子说了些什么，当我问了妻子才想了起来，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与我们关心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联。
2.我要给维也纳的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带一个装文件和钱财的小型保险柜，当我答应了这件事后，位于这个市区中心的这家商店的店面便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而且我肯定在这里见过这类保险柜。但实际情况是，我却无法回忆起这个街道的名字，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这个地方走一下，我就会找到这个商店，因为记忆告诉我，我在这里走过无数次。但不幸的是，尽管我在这个地区从各个方面走了数遍，仍没有找到有这个保险柜的店面。唯一的一条线索是查一下安全备忘录上的商号，确定了这个商店后再去这个区域寻找，而像这样大动干戈似乎没有必要，当我翻了这个指导书，我马上就认出了我忘掉的这个地址。显然，我在这个店面前面走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去拜访M一家人，他们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多年，后来我们的关系疏远了；
但毕竟形成了习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其原因，可见我是想避开这个房子和附近的地方。当我在这个地区寻找有这个保险柜卖的商店时，我几乎走遍这里所有的区域，但唯独这个区域我没有去，好像强迫性地要避开这个地方似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我们不愉快的动机是造成遗忘的原因。然而，遗忘的机制并非像前面的例子表现得那样简单，我的厌恶并非是针对这个保险柜，而是针对另一个人，是一个我不愿想的人，正是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作用，因此产生了我的这种遗忘现象。在“Burckhard”的例子中［第117页］，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我对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怨恨导致了我在写与之同名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时产生笔误。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两个名字的相似，引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而在保险柜这个例子中，这个不愉快的思想是由两个地方的接近引发的。就后者而言，这个症结更顽固。此外，还有另一原因，这与钱有关，实际上与住在这个楼的朋友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是由钱引起的。
3.我应B和R的公司的邀请，要对这里的职员做一次职业巡访。在去这个地方的路上，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在这个大楼——公司的基地就在这里——反复地寻找。当我到了这个大楼后，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这家公司应在记得我在这里见到过谁，尽管这些事情对我很不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将自己的注意集中到这里，然后以间接的方式，将与此有关的思想联系起来，最后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总部在费施尔寄宿学校的，在这个楼里居住着这个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但是什么促使我产生这个遗忘呢？这仍然是个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个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患者而言，并没有伤害到我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使我感到焦虑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不会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么，这和前一个例子不太一样。当我在去看另一个患者的路上，这个原因最后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患者存在认知困难，他在这个街上遇到过我，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并给他诊断说，他会逐渐瘫痪。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好了，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诊断，因为，我对其他的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我忘掉这个公司地址的因素与这个人有关，我对于此类遗忘问题的兴趣，促使我找到了遗忘的原因——矛盾的诊断。但是，这个联想（其内部联系很微妙——这个不期康复的人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这个大公司经常向我推荐患者）是由名字的相同实现的；另外一个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将这个情况诊断为麻痹，这个医生的名字也叫费施尔，和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但当时我却将这个名字给忘掉了。
4.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像其他人一样，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条理性的东西，而对自己来说则是有条理的，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个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是我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关于语言》，其中有对这本书的宣传，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我认为误置这本书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我的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
“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到了什么。几年前，在我尚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很赞赏我的一个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的作者，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的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发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个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使我产生了误置，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
5.另一个误置的例子也很有趣，因此我们将找到这个东西的情况分析一下。一个年轻人给我讲了她太冷酷无情。尽管我同时认为她有不少优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几乎无感情可言。一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将一本刚买的书送给了我，认为我会感兴趣，我感谢她这种‘留心’的信号，因此答应读一下这本书，就将它放在一边。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这本书。有几次，我也想到它，但就是找不到。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母亲突然生病，我的妻子离开家去照顾我的母亲，母亲的病情很严重，这给我的妻子表现自己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充满热情地回到家里，感谢我的妻子所做的一切，我无意地走到我的桌子边，梦游似的拉开一个抽届，这本书就放在最上面。”
6.这个例子和上面的例子的特点非常相似，当误置的动机被揭露出来后，便很肯定地找到了被误置的东西，这个例子是由斯塔克报告的（1916）：
“一个女孩要做一个衣领，但在裁剪时不慎将布料搞坏了，因此她不得不将裁缝请过来将此搞好。当裁缝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女孩就取弄坏的衣领，她来到这个放衣领的抽屉，但衣领并不在里面。她将里面的东西都翻了出来，仍没有找到，她生气地坐下来，责问自己为什么东西会突然不见了呢，是什么原因使我找不到它呢？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难以使人启齿的结论：如果这个裁缝看到，自己将如此简单的东西都做坏了，这会使她多么难堪。了解了这个原因后，她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壁橱，直接就将这个做坏的衣领找了出来。”
7.声明一点，这个误置东西的患者最后自己又将他误置的东西找到了。
“一个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被暑假中断了，当时他出现了抵抗的状态，因此感觉不好。他将他的一串钥匙放在一个平常放置的地方一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当他脱衣服准备过夜的时候，忽然觉得应为明天的旅行准备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他的治疗费用也已经到期——他将这些东西从写字桌里取出来，他的钱也放在里面，但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他仔细地寻找了几乎所有的放东西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当他认识到他的这种‘误置’可能是一种症状行为时——即存心在做些什么——他让他的用人继续寻找，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什么‘偏见’；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放弃了，心想，这个钥匙肯定是丢掉了。第二天早晨，他要从这个桌子的制造商那里领取新的钥匙，他们很快就将钥匙给他了。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同车的两个朋友听到了金属落地的声音，朋友说是不是钥匙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这天晚上，用人终于将钥匙找到了，钥匙就在一本薄书和一本小册子之间（是我学生的作品），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时的路上阅读的。这些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但谁也没有发现钥匙在里面。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将钥匙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误置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机灵（dexterity），这只能用隐藏的强有力的动机解释，这好像是一种‘梦游确定性’（sonabulistic certaty）。如我所言，我的动机来源于他糊暴地终止这个治疗，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治疗费用。”
8.布里尔（1912）报告：“一个男人在他妻子的强迫要求下要去参加一些应酬活动，而他对此实在不感兴趣……”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才从他的衣柜里面找他的礼服，这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刮一下脸。当他刮完脸后，再到衣柜拿衣服时，发现衣柜已经锁上了，尽管他长时间很耐心地寻找钥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没有配钥匙的，因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这次应酬活动。当他最后将这个衣柜打开后，发现钥匙在里面，这个心不在焉的丈夫将钥匙锁在了衣柜的里面，他自己认为这完全是无意的，但我们知道，他不想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此他的误置并非没有动机。”
琼斯对自己的观察发现，当他吸烟较多并感觉不佳时，经常误置自己的烟斗，这个烟斗往往放在使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很难找到。
9.玛勒尔（Dora Maller，1915）报告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埃纳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到吗？昨天晚上，我从包里取出一块馅饼吃，当时我想应给弗洛林一些（她的母亲的同伴），当她要给我说再见时，我虽然不太乐意；但我还是要给她一些，当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时，包却不见了，我找了片刻，发现包就在我的餐橱里，我无意识地将包放在了里面。’这无须分析，这个叙述者自己也理解这个结局。其动机明显是将所有的馅饼占为己有，而这个动机被压抑着，但又通过自动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尽管这个行为后来被她意识到了。”
10.萨克斯也描述了同样的一种误置行为，有一次他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去做一次拜访之前，我对是工作还是散步犹豫不决；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觉得自己还是工作的好。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想起来，自己的稿纸用完了，我知道在某个抽屉里还放有一部分存有多年的稿纸，但在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以及我能够想到的抽屉里我并没有找到这些稿纸，尽管我大费周折，找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旧书堆里、影集和信件里等，但仍一无所获。最后，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强迫性地打断自己目前的工作，因此便走了出去。晚上我回到了家里，坐在沙发上，漫无边际地思考着什么，两眼看着面前的书橱，一个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马上记起来，我好长时间没有清理里面的东西了。于是便走了过去，将这个箱子打开，一些没有使用的稿纸就放在最上面。但是，在我将它取出，正要放进我写字台的抽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稿纸就是下午我要找而没有找到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尽管我并不太节俭，但我在用纸上很谨慎，充分使用每一页可以使用的稿纸。显然，我的这个遗忘的经历是由自己的一种本能动机所支配的，当这个动机消失的时候，这个遗忘便得到了纠正。”
如果对这些误置情况进行分析的话，除了潜意识的动机，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11.1901年夏日的一天，我对自己的一个朋友——我经常和这个朋友交换学术观点——说：
“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个体原始的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对此，他回答道：“你说的这些两年半前在布勒斯劳我就对你讲过，但当时你并没有听进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弃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忆不起来这次对话，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这个朋友说的这番话，我们两个中肯定有一个出现了失误，根据“谁受益”的原则，出现失误的肯定是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想起了整个事件，情况正如我的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忆起来自己对他说了这番话的回答，即：“对此我现在尚不能接受，我不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此以后，在我阅读医学资料时，发现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变得有一点容忍性了。
发现自己妻子的错误，朋友之间的反目，医生的诊断失误，同行之间的相轻，借用他人的观点等情况的遗忘——这并非是偶然的遗忘，通过研究，在对他们的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我都会发现其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个想研究隐藏于这种记忆失误背后原因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倾向在我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遗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其程度是不等的。我们在医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否定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遗忘。[81]很明显，这两种行为（否定和遗忘）的区别纯粹是心理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同一的。关于患者的亲属对不愉快的记忆的否认的例子，我收集得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个母亲在向我说明有关她的患有神经症的儿子的童年经历，现在他处在青春期。这时她说，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有尿床的毛病一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星期以后，当她要我说明有关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让她注意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情况，这时我提到了病历中记录的尿床习惯，使我吃惊的是，她矢口否认他和其他的孩子有尿床的行为这个事实，并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最后，我告诉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诉我的，她将这个完全忘掉了。[82]
健康正常的人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当这种印象与不愉快的经历相联系时，这些印象便通过抵抗被遗忘了。[83]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去研究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才会得到准确的评价。
我们不得不认为，支撑癔病症状表现的主要机制是这种“基本努力”（elentary endeavour），通过这种努力来阻止那些能够引发不愉快情绪的意念的产生，这种努力类似于痛苦刺激出现时的防御反射。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人消除这些萦绕自己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悲伤和良心的谴责这样痛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倾向存在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防卫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许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参与下，这种防卫并不反对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动机，因为不管防卫是否出现，这些目的也一定会产生。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心理机制的构建原则置于一个层次——一个在心理材料之上构筑的层次。很可能这种防卫的努力属于较低的心理材料的层次，它被更高级的心理材料层次所控制。
就我们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们要追踪遗忘过程到防卫倾向，这些事实都会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其本身的原因而遗忘，如果其本身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话，这种防卫会改变目标，促使那些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的遗忘。
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会有纯化人们心灵的三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广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以及历史的传说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民族习惯的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