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岁半的小女孩向他的兄弟发出警告说：“我说，别吃那么多布丁，要不然你就会生病的，就得吃巴比仁（Bubiz）。”“‘巴比仁’？”她的母亲问道，“什么是‘巴比仁’？”这个小孩自我辩解地回答说：“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得吃几片麦地仁（Mediz）。”这个小孩认为医生开的处方叫“药”（发音为“麦地仁”“Madiz”），这时是为“麦地”（指小姑娘“Madi”）开的，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要是为“巴比”（指小男孩“Bubi”）开药，就得叫做“巴比仁”（“Bubi-z”）。这种像言语诙谐的笑话是依靠声音类似性的技巧构成的，的确，它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笑话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半不情愿地用微笑来接受它。作为天真的话的一个实例，它非常出色地打动了我们并引起一阵笑声。在这里导致诙谐和天真的事物之间出现差异的是什么呢？显然既不是遣词造句也不是技巧，对这两种可能性来说它们是相同的。相反，它是一种乍一看似乎与两者都非常遥远的因素。它只是一个我们是否假设讲话者有意开个玩笑的问题，或者我们是否认为他——那个孩子——确实想以他被不正确地忽略了为由而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一种天真的话。在此我们的注意力第一次指向另一个人，这个人把他自己置身于在说话者身上出现的心理过程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例子，就会证实这种观点。弟弟和姐姐——一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12岁的女孩——正在表演他们自己编的戏，观众是叔叔和婶婶。布景表现为海边的一间小屋。
在第一幕中两位编剧兼演员，一个贫穷的渔夫和他忠诚的妻子，在抱怨时世的艰难和他们微薄的收入。丈夫决定乘小船远涉重洋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在两人温情地告别之后，幕便落下，第二幕发生在几年以后。渔夫成了富翁，带着一大口袋钱回来了，他向在小屋外面等候他回来的妻子诉说，他在外国的土地上所交的好运。他的妻子骄傲地打断他的话：“我也没闲着。”她随即打开小屋的门，在他眼前出现了12个躺在地板上睡觉的大布娃娃……戏演到这儿，演员们的表演被观众一阵暴风雨般的笑声打断了，这是演员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困窘地瞪眼望着欢笑的亲戚们，此前他们的行为一直很得当且一直非常注意地听着。笑声可以用这种假设来解释：观众设想小作者们还不知道支配生孩子的条件，所以才会相信，一个妻子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时也能为所生的孩子而自豪，一个丈夫也能为此而感到高兴。作者们在这种无知基础上制造的东西可以被描述为胡扯或荒唐。[177]
第三个例子将向我们展示另一种技巧，对此我们在关于诙谐与天真的讨论时已经熟悉了。一位“法国妇女”[178]被雇做一个小女孩的保姆，但未征得小女孩个人的同意。新来的人刚离开屋子，这个小女孩就发出大声的批评：“那是个法国女人吗？她可以说她是法国女人，只因为她曾站在一个法国男人的身旁！”这可以算是个笑话——甚至还算是个不错的笑话（双重意义或隐喻，带有双关语），如果这个孩子对双重意义的可能性有最细微的概念。事实上她只是向这个陌生人转达，她不喜欢用一种滑稽的方式把一件东西描述为不真实的，她经常听人们说：“那是真正的金子吗？它可能曾经放在金子旁边。”这个孩子的无知完全改变了在她所理解的听者身上的心理过程，她的话变成了一种天真的话。由于这个条件的缘故（儿童必须是真的无知），有可能导致误导的天真的话。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孩子身上不再存有无知；儿童们常常表现出天真的样子以便享有一种否则便不可能获得的自由。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天真所占据的地位。在用词和内容方面（言语中的）天真是和诙谐一致的：它会产生词的误用，一种胡说，或一种**词秽语。然而，在第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过程，曾在我们身上引起了这么多有关诙谐的有趣而又困惑的问题，在这里却全然不见了。一个天真的人认为，他正常而简单地使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序列，他的心中没有保留的想法；他也没有从他制造某种天真的事情中获得任何快乐。除了听者的理解之外，天真的任何特点都不存在——听者是和诙谐中的第三个人相同的人。另外，产生天真的人毫不费力地便做到了。在诙谐中用来使理性批评中产生的禁忌失去作用的复杂技巧在他身上并不存在；
他还没有掌握这种禁忌，所以他能直接而毫不妥协地进行胡扯和说粗鄙的话。在这一方面，天真是诙谐的一种边缘情况；如果按照构成诙谐的这种公式，我们把稽查作用的值还原为零，天真便会产生。
鉴于两个人都应服从大体相同的抑制内部抵抗，这是诙谐有效性的一个条件，人们将发现，天真的条件是，一个人应该有抑制而另一个人则没有。对天真的理解在于提供抑制的那个人，而且他独自获得天真所带来的快乐。我们已接近于猜测到这种快乐产生于抑制的消散。由于诙谐中的快乐具有相同的起源一其核心是言语快乐和胡说中的快乐，其外表是解除抑制或释放心理耗费的快乐［第138页注］一与抑制的这种类似的关系可解释天真与诙谐之间的内在密切关系。在两者之中快乐是通过解除内部抑制而产生的。
但是，在天真情况下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和诙谐制造者相比它又是很简单的。（顺便说一句，在天真的情况下，我们的自我总是和接受者一致的，而在诙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同样占有制造者的位置。）当接受者听到某个天真的话语，它必定一方面像诙谐一样对他产生影响——我们的例子对此给以精确的说明——因为和诙谐一样，他只需付出倾听的努力就能解除稽查作用。但是只有天真所创造的一部分快乐能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而且即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例如，当听到一句天真的**词秽语时。如果不是有另一种因素使我们不感到气愤，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更重要的天真的快乐，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像对真正的**词秽语一样，有可能立即做出同样的愤怒反应。这另一种因素便是已经提到的那种条件，为了识别天真，我们必须知道，在制造天真的人身上是没有内部禁忌的。只有在明确这一点时，我们才以笑声来代替愤怒。这样我们才把制造者的心理状态考虑在内，使我们投身于其中，并试图通过把它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来加以理解。正是这些感情移入（epathy）和比较过程，才导致我们把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节省下来。
还可以做出一个更简单的解释——由于另一个人没有必要克服某种抵抗，这个事实使我们的愤怒变得多余了，在这种情况下，笑声的出现是以节省愤怒为代价的。为了阻止这种总起来说是误导的观点，我将对我以上同时处理的两个事例做一个更明确的区分。我们所遇到的天真既可能具有诙谐的性质，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可能具有**词秽语的性质（或普遍令人不愉快的性质）；特别是当它不是在言语中而是在行动中表达出来时，后者才将出现。这第二种选择确实是误导：我们可以设想，就此而言，快乐是由节省下来的和经过转换的愤怒产生的。但是第一种选择能更清楚地说明事物。一句天真的话——例如“巴比仁”——其本身表现得就像一个小笑话，而且不会引起愤怒。这种选择当然是不经常出现的；但它是更纯洁的，迄今也是更有启发性的。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事实，这个孩子已经严肃而毫无保留地相信，在“药”这个词中的“Medi”等同于她自己的名字“M?di”，我们在听到这句话时的快乐得到了加强，它不再和诙谐中的快乐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看来自两种观点的看法——一种是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方式，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方式。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找到了一种同一性（identity），[179]而且她克服了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障碍。然后我们似乎可以更深入地对自己说：“如果你选择要理解你所听到的话，你就能节省下你为保持这种障碍所耗费的东西。”
在这种比较中，解放出来的消耗就是天真中的快乐的根源，它是通过笑声来释放的。顺便提一句，如果这种耗费没有被我们制造者的理解所排除，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被所说内容的性质所排除，那么，同样的快乐就会转变成愤怒。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天真诙谐的例子用做另一种选择的榜样，把天真的事物看做令人不愉快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抑制的节省也能直接从这种比较中产生，我们没有必要假设一种刚一开始就被抑制住的愤怒，事实上，这种愤怒只和以另一种方式使用被解放出来的消耗相一致——与此相反，在诙谐的情况下，复杂的保护性安排是必要的。
但是，若不是因为它们被发现了，那么，这种通过使自己投身于制造者的心理过程中去而进行的比较和这种消耗的节省，就只能说是对天真才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怀疑，这种与诙谐完全不同的机制或许是滑稽中的心理过程的一部分或一个主要部分。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天真的最重要的方面——天真表现为滑稽的一个种类。在我们关于天真话语的例子中，增加到诙谐的快乐中的额外因素是“滑稽”快乐。我们应该倾向于对此做出相当普遍的假设，它起源于在把某人的话和我们自己的话相比较而节省下来的消耗。但是，由于这将引发我们做出深刻的考虑，我们会首先对我们讨论的天真做出结论。由于其快乐起源于在试图理解某人时的消耗中的差异[180]，因此天真便成为滑稽的一个种类；而且在依赖于下述条件方面它和诙谐相接近，这个条件是，在比较中节省下来的耗费必须是一种抑制的耗费。[181]
我们不妨对我们刚刚获得的概念和在滑稽心理学中早已熟知的概念之间的一致和差异快速地补充几句。把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上并试图理解他，这显然不过是“滑稽的借代”，对此让·保罗和“心理学的对比”相一致的，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为他找到一席之地了，过去在诙谐中我们可不知道对它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解释滑稽的快乐方面不同于许多权威人士，他们认为滑稽起源于前后相反的观点之间注意的波动。像这种快乐的机制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182]但我们可以指出，在相反事物之间的比较中会出现消耗上的差异，如果不是用做其他别的目的，这种差异就会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快乐的一个根源。
我冒险对滑稽本身的问题做些探讨确实不乏疑虑。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未能做出完全满意解释的情况下，指望我的努力能够对问题的解决做出决定性的贡献，真是太冒昧了。其实我的意图不过是，把诙谐研究中证明有价值的思想路线再进一步深入到滑稽的领域中去。
首先，滑稽产生于从人类社会关系中派生的一种不经意的发现。它是在人身上发现的一在他们的运动、形式、活动和性格特点中，最初很有可能只是在他们的身体特点中，但后来才在他们的心理特点中，或者也可能在对这些特点的表达中发现的。借助于一种非常共同的拟人化，动物也变成了滑稽因素，变成了非生物的对象。同时，由于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借以成为滑稽因素的条件，因而滑稽能够和人分离开。情境滑稽就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通过把一个人放在使他的活动依赖于这些滑稽条件的情境中，这种认识便使一个人能够随意地成为滑稽因素。一个人可以随意地使另一个人成为滑稽因素，这一发现为一种梦想不到的滑稽快乐开辟了道路，并成为高度发展的技巧的一个根源。一个人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容易地使自己成为滑稽因素。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是：将他们置身于滑稽情境中，模仿、伪装、脱下假面具、漫画、滑稽模仿、歪曲等。显然，这些技巧可用来服务于敌意和攻击的目的。一个人可以为了使某人为人所不齿而使他成为滑稽因素，并剥夺他获得尊严和权威的要求。但是，即使这种意图习惯上是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基础，但这却未必是所谓自发性滑稽的意义。
关于产生滑稽的这种不正规[183]的看法将向我们表明，滑稽的起源极为广泛，例如，像我们在天真中所发现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在其预料之中的。为了掌握决定滑稽有效性条件的踪迹，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入门的案例。我们将选择动作的滑稽，因为我们记得那种最原始的舞台表演——哑剧——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使我们发笑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小丑的动作发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我们看来他们表现得似乎太过分而且不太适当。我们在笑话一种过大的耗费。现在我们不妨寻找一下滑稽之外人为构成的决定条件——在那里不用存心去找就能发现。一个儿童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滑稽，尽管他也踢也跳。另一方面，当儿童学习写字时，他追随着笔的移动而把舌头伸出来，那么这就是滑稽；在这些联想动作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不必要的动作耗费，因为我们做同样的活动时不会做出这些动作的。同样，其他这类联想动作，或只是夸张的表达动作，我们认为若在成人中出现也是滑稽。这种滑稽的纯粹例子还可以在玩保龄球的人的动作中发现，他在把球扔出去之后，仍追随着球的方向，仿佛他仍然能够继续指导它似的。这样看来，所有的做鬼脸也都是滑稽，它夸大了正常的情绪表现，即便它们是不随意产生的，例如圣·维塔斯（St.Vit）的舞蹈（舞蹈症chorea）患者。同样，一个现代指挥家的**动作对任何不懂音乐的人来说似乎是滑稽，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动作的必要性。的确，正是从这种动作滑稽中才分离出来体型滑稽和面部特征滑稽，因为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夸张的、无意义的动作。目不转睛、垂到嘴边的鹰钩鼻子、耳朵突出、驼背——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产生滑稽效果，因为人们想象到这些动作产生这些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人们想象到鼻子、耳朵和其他身体部位竟然比实际上更易移动。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来回摇动他的耳朵，这就是滑稽，如果他能够上下移动他的鼻子，那当然就更是滑稽了。许多由动物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滑稽效果，产生于我们在动物身上知觉到的这些动作是我们自己无法模仿的。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某个人的动作夸张而又不适当时，我们怎么会发笑呢？我相信，这是通过把我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动作和我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所做的动作加以比较。相比较的两个事物当然要以同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标准就是我所消耗的表达性神经支配，它和我对这两种情况下动作的看法有关。这种观点需加以解释和扩展。
在这里，我们所比较的一方是我们产生某种观念时的心理消耗，另一方是使我们产生该观念的事物的内容。我们的观点认为，前者一般说来在理论上并不依赖于后者，这种看法的内容，特别是对某些大事的看法要求比对小事的看法有更多的消耗。由于这只是对不同的大动作的一种看法，因此，要对我们的观点及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证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应当是毫无困难的。我们将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性质实际上和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观念的性质是一致的，尽管心理学警告我们，一般不要产生这种混乱。
通过我自己做某种动作或通过模仿，我已了解了关于某种特殊动作的观念，通过这种活动我明白了我的这种受神经支配的感觉运动的一个标准。[184]
现在，当我在某人身上感受到这种或大或小的动作时，对它加以理解（统觉）（apperception）的最安全的方式，在我看来，就是通过模仿（iitation）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我就能从比较中确定我消耗在哪种动作上的更多。这种模仿的冲动毫无疑问存在于对动作的知觉中。但是，实际上我进行的模仿不过是和我学会拼读时把词拼出来一样。我不是用我的肌肉来模仿这种动作，而是通过我耗费在类似动作上的记忆痕迹的媒介而产生对动作的某种观念。观念或“思维”不同于行动或操作，主要在于它把较小的能量贯注转移并阻止主要消耗的释放。[185]但是，那个数量因素一即所感受到的或大或小的动作——在这种观念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倘若在观念中没有数量表现，观念是由质量构成的，那么，我怎样才能区分大小不同的动作观念呢？我怎样才能做出使一切都有据可依的比较呢？生理学为此指出了解决之路，因为它教导我们，即使在观念形成过程中，也会有通往肌肉的神经支配，尽管这些神经支配确实相当于非常轻微的能量消耗。[186]现在完全可以设想，这个伴随着观念形成过程的受神经支配的能量用来代表这种观念的数量因素：即当产生一个大动作的观念时要比产生小动作时更大。因此，大动作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更大的——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更大能量耗费的观念。直接的观察表明，人类习惯于借助观念模仿（ideational itics）形成时的不同耗费量来表达其观念内容的大小特性。如果一个普通的儿童或成人，或者某些种族的成员解说或描述某件事，人们很容易发现他并不满足于选择清晰的话语而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所明白，他还会以其表情动作来代表其主题：他把模仿和言语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而且在说明数量和强度的事物时尤其如此：“一座高山”——他便把手举过头顶，“一个小矮子”，他便把手放在靠近地面的地方。
他可以打破用手绘画的习惯，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可以用声音来绘画；如果他也在这方面进行自我控制，我可以打赌，当他描述某个大的东西时他会把眼睛睁大，而当他描述某个小的东西时就会把眼睛眯上。他如此表达的不是他的感情，实际上是他对事物的看法的内容。
那么，我们能够假设，这种对所模仿事物的需要只是由与某事交往的要求引起的，而不管这种表现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否逃避了听者的注意吗？相反，我相信，即便不太有活力，远离任何交往活动，这些事物的模仿依然存在，当主体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形成对某事的观念时，当他形象地考虑某事物时，它们也会出现，这时他就会像在言语中那样，以他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大”和“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会发生其特征和感官在神经支配方面的变化。我甚至能相信，与他对某物产生观念时的内容相当的躯体神经支配可能是出于交往的目的进行模仿的起源和开端，为了能服务于该目的，它只需受到强化或引起别人的注意即可。如果我支持这种“情绪表达”的观点，它是众所周知的心理过程的身体伴随物，那么，就应该补充上“观念内容的表达”，我可以相当清楚地发现，我之关于大小范畴的说法并未损害这一主题。甚至在了解紧张现象之前我自己也能补充一系列观点，一个人是借助于这种紧张而在躯体上表达他的注意集中性和他当时进行思维活动的抽象水平的。我将此事视为确实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我相信，如果深入探究观念的模仿，那么，它们在其他美学分支中的用途可能和它们在此理解滑稽因素是同样有用的。
现在回到动作的滑稽因素。我再重复一遍，当某种特殊动作被感受到时，就会借助于某种能量的消耗而发出形成该动作之观念的冲动。因此，在“试图理解”和在统觉这种动作时，我付出了一定的消耗，在这一部分心理过程中，我的行为犹如我把自己置于我所观察的那个人的位置上。
但与此同时，很有可能，我心中牢记这一动作的目的，我早期的经验使我能够估计为达到该目的所需要的消耗量。在这样做时，我并未考虑我正在观察的这个人，我的行为表现犹如我自己想要达到该动作的目的。在我的模仿中的这两种可能性相当于被观察的动作和我自己的动作之间的比较。如果另一个人的动作得到夸张而且不适当，那么，我为了理解它而日益增多的消耗在新生态，也可以说在发动该动作的活动中便会受到抑制；就可以宣布它是多余的，可自由地用于别处或者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这就是其他适当的情境、滑稽动作中的快乐得以产生的方式——当和一个人自己的动作进行比较时已变成无用剩余物的一种神经支配的消耗。
人们将发现，我们的讨论必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第一，建立支配剩余物释放的条件；
第二，考察其他滑稽因素能否以和动作的滑稽因素相同的方式得到观察。
我们将先考虑第二个问题，并将从动作和活动的滑稽因素转向在其他人的理智功能和性格特质中发现的滑稽因素。
我们可以选择滑稽中的胡说作为该类别的一个样本，因为它是由考察中那些无知的候选者产生的；要想提供关于性格特质的简单实例无疑更为困难。如果我们发现，经常产生滑稽作用的胡说和愚蠢，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未作为滑稽因素而被感觉到，我们不应该感到迷惑混乱，就像同样的特点在一种情况下可引人发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令人感到卑鄙或可恨。我们一定不要忽略的这个事实，只不过想要指出，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能够在其他联系中追溯出来的比较因素之外，其他因素也与产生滑稽作用有关。
在某人的理智或心理特征中发现的滑稽因素仍然是他与我自己的自我之间一种比较的结果，尽管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比较一般地说产生的是和滑稽动作或活动相反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付出了比我认为我所需付出的更大的消耗，那么它就是一个滑稽因素。相反，在心理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没有付出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耗费（因为胡说和愚蠢是功能的无效表现），那么它也成为滑稽因素。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之所以笑是因为他克服了太多的麻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他费劲太少。因此，滑稽的作用显然依赖于两种能量贯注的耗费之间的差异[187]——即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出来的一个人自己的和另一个人的耗费之间的差异——而不依赖于差异更偏爱两者中的哪一个。但是，当我们牢记在心，我们的肌肉活动受限，和我们的理智活动增加与我们个人朝向更高文明水平的发展过程相适应时，这种乍一看会混淆我们判断的独特性便消失了。通过增加我们的理智消耗，我们就能获得因动作消耗上的减少而获得的相同的结果。这种文化成功的证据是由我们的机器提供的。[188]
这样我们可以对下述事实做同样的解释，在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时，如果一个人在身体功能上消耗太多而在心理功能上消耗太少，那么，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滑稽因素，而且不可否认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笑声都表达了一种快乐的优越感，这是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的关系相反——如果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比我们的体力消耗或比他的心理消耗更大，那么我们就不再发笑，而是充满了惊奇和赞赏。[189]
在这里所讨论的这种滑稽快乐的根源——它起源于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的比较，起源于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到的我们自己的体力消耗和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之间的差异——从发生学上讲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当然不是唯一的根源。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学会了不考虑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这种比较，而且只从一个方面获得快乐的差异，无论是从感情移入还是从我们自身的过程——结果证明这种优越感和滑稽的快乐基本无关。（但是），进行比较对于产生这种快乐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发现，这种比较是在两种能量贯注的消耗之间进行的，这些消耗是迅速连续出现的而且和同样的功能有关，这些消耗或者是在我们身上产生并通过感情移入而传给别人，或者是若没有任何这种关系，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心理过程中发现。
当贯注的能量消耗中令人快乐的差异由于外部的影响而产生时（我们可把这些外部影响概括为一种“情境”），这些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就会出现——其中另一个人仍然起作用，尽管不再和我们自己的自我相比较。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滑稽因素也被称为“情境滑稽因素”。提供滑稽作用的这个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起主要作用：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本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也会笑的。在这里，我们正从人类与经常是过分强大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抽取出滑稽因素；而且就人类的心理过程而言，这个外部世界也包含着社会习俗和必需品，甚至包含他自己的身体需要。如果在向一个人的心理力量提出要求的活动过程中，他突然被一种痛苦或排泄的需要所打断，那么，这后一种典型的事例就会出现。这种通过感情移入而向我们提供滑稽差异的对比，是在打断之前他感受到的高度兴趣和打断出现时他的心理活动所留下的最低限度的兴趣之间的对比，向我们提供这种差异的人又一次由于他的低劣而成为滑稽因素；但他的低劣只在于和他的早期自我的比较中而不是和我们的比较中，因为我们知道，否则的话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发现有人处于具有感情移入的——即与某人有关的——低劣滑稽因素的境地：如果我们自己处于类似的困境，我们应该只意识到痛苦的感受。很可能只有通过使自己摆脱这类情感，我们才能享受到从这些变换的宣泄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差异而导致的快乐。我们在我们自己精神贯注的转换中发现的滑稽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我们习惯于以我们期待的观点来预期这些关系。我假设，一种数量上确定的消耗成为我们每一种观点的基础——这种消耗在令人失望的事件中可通过一种明确的差异来减少。在这里我再次回忆起我早期关于“观念模仿”的谈话。但在我看来，要证明期待条件下能量贯注的真正运动似乎更容易些。在许多情况下都显然极为真实的现象是，运动准备是形成期待表情的东西——首先，在所有的情况下所期待的事件向我的运动提出了要求——而且这些准备可以立即在数量上加以确定。假如我正期待着接一个扔给我的球，我便使我的身体处于紧张状态，以使之适应球的冲击力；如果球被接住时却实在太轻了，那么，我的多余的动作便使我在旁观者看来成为滑稽的。我使自己受我的期待的诱使而做出了过分夸张的动作消耗。例如，假如我从篮子里拿起一个我判断很重的水果，但令我失望的是，这是个假水果，中间是空的，用蜡做成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我的手一下子高举起来，这和我为此目的而准备的过大的神经支配相违背——我为此而成为笑料。至少有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动物的生理实验用测量的方法直接证明对期待的耗费。在巴甫洛夫（Pavlov）的唾液分泌实验中，各种食物摆在狗的面前，在狗身上接着一个唾液管；分泌的唾液量根据实验条件是否满足狗期待吃到摆在它们面前的食物而变化。
甚至当所期待的东西对我的感官而不是对我的运动提出要求时，我也可以假设，这种期待是以某种运动的消耗表达出来的，这种运动消耗旨在使感觉紧张起来，并把其他未期待的印象收回来；一般说来，我把一种注意的态度视为等同于某种消耗的运动功能。我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前提，即期待的准备活动将不会与所期待的印象的重要性无关。但是，我将用一种或大或小的准备性消耗模仿性地表现其大小，就像在进行交往时和在不伴随期待的思维中一样。然而，对期待的消耗是由几件成分聚合在一起的，在我感到失望的情况下也将包含着几个要点——不仅包含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在知觉上比所期待的事情大或小，而且包含它是否和我消耗在期待上的很大兴趣
等值。或许我将在这种方式引导下，除了考虑表现大小（观念模仿）的消耗之外，还要考虑使注意紧张的消耗（对期待消耗），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情况下用于抽象作用的消耗。但是，这些其他种类的消耗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对大和小的消耗，因为那些更有趣的、更极端的甚至更抽象的事物只是一些带有独特性质的、更大事物的特殊案例。如果我们另外再考虑，根据李普斯和其他作者的看法，量的（而非质的）对比主要被视为滑稽快乐的根源，那么，总起来说我们将感到高兴，因为我们选择了动作的滑稽因素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