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乃大的致仕请求，最终得到了天子的恩准。圣旨下来那日，他正在靖园的书房里，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的旧稿。窗外是江南特有的缠绵春雨，淅淅沥沥，敲打着新发的芭蕉叶。管家捧着明黄的绢轴，几乎是踉跄着进来，声音带着哽咽：“老爷，圣旨……准了……”
上官乃大放下手中的毛笔，缓缓转过身。他的脸上并无太多波澜，仿佛只是听闻一件寻常家事。他接过圣旨，仔细阅过，目光在那“加封太子太傅，赐金还乡，以彰功勋”的字句上停留片刻，轻轻合上。
“知道了。”他平静地说，“去准备一下吧，待雨停了，我们便动身回靖园。”
府中上下，难免弥漫着一股失落与不解的气氛。毕竟，老爷正值盛年，官居一品，圣眷优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巅峰。如今却这般轻易放手，如同卸下一件穿旧了的袍子。
唯有上官乃大自己知道，这并非放手，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持”。持守内心的宁静，持守家族的长远，持守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家国”不至于因个人的贪恋权位而卷入不可测的漩涡。朝堂之上，新帝虽年轻有为，但锐气过盛，身边已隐约聚集起一批迎合上意、急于建功的“新进”，与以他为首的力求稳健的“老成”一派，渐成掎角之势。他若在，或可勉力维持平衡，但党争的苗头已现，倾轧难免。他不想看到自己耗尽心血维护的朝廷局面，最终毁于内耗，更不愿上官家成为众矢之的。祖母苏婉清当年的教诲，“不恋权位，知所进退”，早已融入他的骨血。此刻退去，正是时机。
离京那日，并无太多隆重的送行仪式。他刻意低调，只几位深知其心的老友送至城外长亭。酒过三巡，一位老御史抚须叹道：“明公此去，朝堂又少一柱石矣。”
上官乃大举杯，望着亭外官道上扬起的淡淡尘土，微笑道：“天地广阔，何处不能为石？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其心一也。诸公保重，望以国事为念。”
马车辘辘南行，离京城的繁华与喧嚣越来越远。上官乃大靠在车厢壁上，闭目养神。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挣脱了无形的枷锁。权力固然迷人，但守护它需要耗费的心力，远超常人想象。如今，这千斤重担，终于可以卸下了。
回到靖园，生活陡然间慢了下来。
最初的几日，他只是在园中漫步，看看他离京这些年新栽的竹子，抚摸一下书房里那些陪伴他多年的书籍和旧物。他重新拿起了钓竿，坐在靖园后的小河边，一坐就是半日。鱼上不上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等待中的宁静，看云卷云舒，听水流鸟鸣。
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一生的文稿信札。从早年苦读时的制艺文章，到为官后的奏疏、策论，与亲友同僚的往来书信，还有大量未曾示人的读书札记、随笔感怀。这并非为了刊刻流传，博取身后之名，更像是一种自我的梳理与沉淀。在翻阅那些泛黄的纸页时，往昔的岁月如画卷般在眼前展开：科场登第的意气风发，初入宦海的谨小慎微，治理地方的殚精竭虑，身处中枢的如履薄冰，力挽狂澜的孤注一掷……一幕幕，清晰如昨。
他常常看着某一封旧信，或某一篇札记，陷入长久的沉思。有时会提笔在旁边添上几句批注，或感慨，或修正，记录下时过境迁后的新悟。
这一日，他翻到了当年在户部任上，为整顿漕运、与地方豪强及漕帮势力周旋时写下的几篇密札。其中详细记录了他如何明察暗访，如何分化瓦解，又如何最终在保证漕运畅通的前提下，平衡了各方利益，并未激起大的动荡。他看着那些冷静甚至略显冷酷的策略分析，轻轻叹了口气。侍立在一旁的长孙，如今已是个少年郎，见状好奇地问：“祖父，是因当年行事过于严厉而叹息吗？”
上官乃大摇摇头，将密札递给孙子看：“非也。你看，此处我利用甲方的贪念，制衡了乙方的骄横；此处又借朝廷的大义，压下了丙方的私心。手段虽奏效，但终究是‘术’，而非‘道’。如今想来，若当时能更早洞察根源，从制度上着手，或许能免去许多中间的算计与纷争。然则，身处其时，局势逼人，又往往不得不先以‘术’求存，再图‘道’之施行。此中分寸拿捏，最是考验人。你要记住，为官处世，不可无术，但心术须正，更不可舍本逐末，忘了求道之本心。”
少年似懂非懂，但将祖父的话牢牢记住。
除了整理文稿，上官乃大也开始接见一些访客。起初多是本地官员、乡绅名流，带着各种目的前来拜会这位致仕的朝廷重臣。上官乃大一律以礼相待，但谈及朝局时事，往往只是倾听，偶尔点拨一二，绝不深谈，更不轻易表态。久而久之，那些寻求政治资源或借他名望行事的人，便渐渐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真正慕名而来请教学问的年轻士子，或是族中、故旧家中带来教导的晚辈。上官乃大对他们倒是颇为耐心。他不再系统地讲授经义，而是喜欢与他们闲聊，从历史典故到民生疾苦，从为人处世到心境修养。
他常对年轻人说：“读书人，最怕读成一个‘傲’字。傲于才，则目空一切；傲于位，则刚愎自用；傲于清名，则流于迂腐。需知‘谦受益，满招损’，世间学问，如瀚海无涯，我辈所能知者，不过一粟耳。”
他又说：“做人要学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你看这靖园中的水，它能滋养花木，能涤荡尘垢，能汇聚成潭，映照天光云影，也能蜿蜒成溪，奔流到海。它不拘于一形，不固于一地，这便是它的生命力。”
这些谈话，往往就在园中的亭台、水榭，或书房外的廊下进行。没有严肃的课堂气氛，如同祖孙、朋友间的闲谈，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却如春雨般悄然渗入听者的心田。渐渐地，在他身边，围绕起一个小小的、非正式的学子圈子。他们未必都能科举高中，但大多从中领悟到了一些比科举时文更根本的东西。
上官乃大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晨起练一套养生导引之术，然后散步园中，早膳后便是读书、整理文稿或会见访客。午后小憩片刻，起来或临帖，或弈棋，有时也去看看族学里的孩子们。晚膳后，他会与夫人苏氏在灯下说些家常，或是独自在书房静坐良久。
他并未完全隔绝于外界消息。儿子上官守业仍在朝为官，时常有家书送来，言及朝中动向。上官乃大阅后，通常只回些勉励之语，叮嘱其“持身以正，办事以勤，虑事以周”，极少对具体政务发表意见。他深知，既已离开，便不宜再对前线指手画脚，否则于己于人，皆非益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年后，朝中果然因边镇军费及对北方部落的策略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以新进御史为首的一派，力主主动出击，扬威塞外；以上官守业等为代表的官员，则坚持认为国库不丰，民生未裕，应以防守和羁縻为主。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攻讦。很快，战火便蔓延到了已致仕的上官乃大身上。
有言官上疏，含沙射影地指出，当年上官乃大力主与北方议和，乃至如今其子上官守业又持守成之论，是因其家族在边境有商贸利益，恐开战事影响财路。甚至还有人翻出旧账，质疑上官乃大当年急流勇退，是“预知”朝局将有变动，故而“畏难避祸”，非是真有高风亮节。
这些奏疏的内容，通过上官守业的家书，传到了靖园。
府中上下闻之，皆感愤懑不平。几个性子急的晚辈甚至嚷嚷着要写信去京城辩白。上官乃大却显得异常平静。他将家人召集到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