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信的出现让案件性质变得复杂。信中使用的“制服”、“瓶装”等专业用语，暗示写信人很可能从事卫生防疫工作。王海涛再次将目光投向李桂明。
如何突破？关键就在笔迹鉴定上。但李桂明十分警惕，近期很少动笔。专案组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方案：
先是请同事找他代写告状信，被拒；
又安排单位让他负责出黑板报；
组织全员“普法考试”让他亲笔答卷；
派他外出调研并要求提交书面报告……
同时，专案组从档案室调取了李桂明历年书写的所有材料。最终，三万余字的笔迹样本被秘密送往鉴定专家手中。
尽管省厅初步鉴定发现相似特征，却无法做出同一认定。
1997年5月27日，王海涛带着全部材料来到全国权威的文检专家贾玉文办公室。
贾玉文将匿名信、三张字条与厚厚一摞样本铺满案头。
他敏锐地注意到，所有材料都经过精心伪装，但某些标点符号的书写习惯却暴露了蛛丝马迹。
特别是冒号和叹号的特殊写法，在不同材料中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连续三个昼夜，贾玉文伏案工作到凌晨。在放大镜下，每一个偏旁部首、每一处笔顺搭配都被反复比对。
5月30日，鉴定书正式出具：匿名信与三张字条，均为李桂明书写。
拿到铁证，专案组立即收网。但审讯室里，李桂明依然负隅顽抗。
“会左手写字当然没罪，”审讯员王静恺不急不躁，“但有人用左手写字犯罪呢？”
当警方将普法试卷、调研报告、黑板报底稿一一摆出，特别是出示了全国最权威的鉴定结论时，李桂明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
直到王海涛轻描淡写地提到：“你寄信时，忘了钥匙和掏耳勺吧？”
这句话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桂明长叹一声：“自作孽，不可活。”
随着李桂明的供述，三年前那个中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1994年10月17日上午，李桂明以母亲家干活为由请假，制造不在场证明。11点05分，他偷偷溜出，换装后打车来到学校门口。
11点25分，放学出来的张筱晨被“李叔叔”叫住，被告知“爸爸请你吃饭”。天真无邪的女孩毫无戒心地跟着上车。
11点50分，李桂明将女孩骗至家中，残忍地掐死了这个称呼他“叔叔”的孩子。仅仅六七分钟，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碗柜后悄然消逝。
12点整，他已回到母亲家继续干活；12点40分，他“偶遇”了正在寻找女儿的张科长。
更令人发指的是，结案后李桂明亲口承认，他原本计划对张大志后来出生的小女儿再次下手，“想等她长到十岁之后再动手”。
人性的恶，在这个看似普通的防疫站职工身上，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1997年10月，一声枪响为这起历时三年的案件画上句号。李桂明带走了他的罪恶，也留给世人沉重的思考：有时候，恶魔就藏在最熟悉的人中间。
而那个秋天中午放学的小女孩，终于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