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监督权与举报权。法令明文：凡官员或有势力者，如有欺上瞒下、损公肥私、贪赃枉法、鱼肉乡里之行，百姓皆可向当地“民兵公所”举报，亦可直接向上级官衙投递诉状，任何人不得阻拦报复。
第二，民兵制度。法令规定：每县、每乡、每村，皆需由官府组织，从百姓中遴选适龄青壮，组成民兵。民兵平日务农、务工，农闲时由官方组织军事训练，其职责不仅是保境安民，更有“监督地方，纠察不法”之权。法令中那句由吴笛亲笔写下的话，迅速传遍四方：“民兵是百姓的倚仗，如有官员或者豪强者，欺上瞒下，损公肥私，民兵可以将之扣押，送到并州牧府，我吴笛为你们伸张正义！”这句话，给了无数底层百姓前所未有的底气。
第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法令规定：村级、乡级官吏，乃至县级部分属官，不再由上级指派，而是由当地百姓公开投票选举产生。当选者需通过州府统一的“官员考核”，方能上岗。任期三年，三年后需再次选举。其在任期间，州府巡察使会定期走访，以其治下百姓的“认可度”为主要考核标准。认可度低于五成者，即刻“下岗”，需进入“官吏进修学院”重新学习，考试合格后方有机会再参选。
“官员是百姓选举的，是百姓的雇员！”这一观念，如同惊雷，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父母官”、“牧民”的旧有认知。
第四，官员行为规范。新法对官员的行为设置了极其严格甚至苛刻的界限：
清廉条款：严禁任何形式的贪污、挪用公款、行贿受贿。
禁商条款：官员及其直系亲属，一律禁止经商。“经商不做官，做官不经商”。不得在任何商业机构虚挂名头、收取干股、变相捞钱。 节俭条款：严禁大肆宴请、铺张浪费。日常公务宴请超过一百钱需向上级报备。官员自家婚丧嫁娶，花费不得超过三千钱，超过部分需详细报备说明来源，否则以贪腐论处。
公器公用条款：严禁公器私用，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公家车轿接送家人、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利、吃拿卡要等。
开支公开：所有官衙开支，每月必须张榜公示，接受百姓监督质询。
这些条款，条条都打在了旧有官场习气的七寸之上。
新政的推行，绝非一帆风顺。它触动了太多固有的利益格局，也挑战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
最先掀起波澜的，是幽州冀州青州官员群体。许多原本的旧官吏，尤其是出身地方豪强之家者，对《并州新法》的限制条款极度不满。 “这哪是做官？这简直是做囚犯！”某县县丞在家中对着亲信抱怨，“自家嫁女，连多摆几桌酒席都要报备？超过三千钱？我陈家丢不起这人！” “禁止亲属经商？我堂弟那货栈难道要关门？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让泥腿子来选官？来监督我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晋阳城的新政之风，如同并州春日里骤起的狂风，席卷大地，也不可避免地吹皱了幽、冀、青三州旧有势力那一潭深不见底的浑水。幽州，作为吴笛影响力根深蒂固之地，本该是推行最为顺畅之处，然而，暗流涌动最为激烈的，却也在此地。
赵云奉命在幽州广建学堂，以地方命名，白马义从的军士们暂时卸下鞍鞯，拿起工具，成为修建校舍的主力。工程进展起初颇为顺利，直至抵达涿郡良乡县。
这一日，工地周遭忽然聚集起数百人，男女老少皆有，看似是普通乡民，却组织有序，堵住了材料运输的要道，喧哗哭喊，声称修建学堂强占民田、破坏祖坟风水，更煽动说州府此举是为了将孩童拘为人质，以便日后征兵征税。
为首几个看似乡老模样的人，涕泪横流，对着围观的真正乡民痛心疾首：“乡亲们呐！看看啊！他们这是要绝我们的根啊！好好的田地毁了，祖宗不得安宁，娃儿们也要被抢去！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赵云银甲白袍，立于工地前的高处，剑眉微蹙。他看得出，这些人虽穿着百姓衣物，但其中不少人面色红润，手上并无老茧，言语间颇有条理，绝非寻常农户。他尝试上前解释：“诸位乡邻，州府法令，修建学堂乃为孩童启蒙，强民之本。所占田地皆按市价补偿，且选址均经勘验，绝无侵占祖坟之事。诸位若有疑虑，可派代表与官府核对账册地契。”
他的声音清朗温和，带着一贯的沉稳。然而，那些煽动者根本不听解释，反而叫嚣得更凶：“官字两个口！我们不信！除非立刻停工！”
混乱中，有人开始向军士投掷石块，推搡之间，场面眼看就要失控。赵云眼神一凛，白马义从的将士们立刻结阵，将闹事者与真正围观的乡民隔开，避免发生更大冲突，但并未立刻动武。
赵云即刻派人飞马向蓟城的公孙瓒禀报此事。
信使很快带回了公孙瓒的命令，只有简短而冰冷的一句：“子龙，主公予我幽州之事，便有全权。凡阻挠新政者，无论缘由，皆以敌论处。拿下！严查背后主使！良乡之事，若有一人漏网，你便提头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