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一直忙活到五点多。厚厚一摞关于文化相对论的书和打印出的资料摊了满桌，笔记潦草地铺展，红笔蓝笔的批注像某些宗教的符文。
克里克特教授的要求刁钻，要的不是文献综述，几近是文献批判。
这玩意儿，比限时考试更磨人。考试是短兵相接的搏杀，肾上腺素飙升后好歹有个痛快，综述却是旷日持久的围城，得把那些佶屈聱牙的理论拆解、糅合、再打上自己的烙印，像老牛反刍，考验的是耐性。心说还真不如在考场里鏖战三小时来得爽利。
尤其老太太在邮件里写，“不要只是某某某认为，我要看你如何用他们的矛，攻他们的盾，或者优雅地展示他们的盾牌上早已存在的裂缝。”
李乐看到这几个词就开始发毛，感觉脑浆子都被这什么“优雅的裂缝”给榨干了，几乎是被那些“文化相对主义”、“阐释人类学”、“他者建构”之类的词句裹挟着，在故纸堆里跋涉了整个下午。
最后勉强码出一篇带着她风格，冰冷、犀利、充满隐喻的初稿，心说这真不如去考场上来上一刀得痛快直接。
收拾好背包，挎在肩上，刚走出系楼那扇需要用力才能推开的沉重木门，走几步到了图书馆边上，等着大小姐来接。
“诶，乐哥！”
听到身后有人唤自己，一扭头，瞧见多章不见的袁家兴。
穿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浅蓝色格子衬衫，下身是条膝盖打了鼓的卡其裤，脚上一双看不出牌子的运动鞋，整个人带着一种与周遭精致学院气息格格不入的、接地气的踏实感。
“考完了？”李乐笑问道。
“刚考完最后一门，统计。”袁家兴脸上带着那种完成了一桩心事后的、略显疲惫的轻松。
“咋样，能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