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随手拿出二百五十万镑现金，我假设是现金的长期资本，”他刻意重复了李乐刚才用的词，“为什么非要趟指南针这摊浑水？王铮的案子还没结，盛镕在国内......FSA的调查悬在头顶，我们这个架子，说句难听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现在接近是个负资产。”
“完全可以用更干净的方式，另起炉灶。注册一个新的SPV，甚至直接成立一支新基金，以更低的成本、更干净的背景去投Peraseonoy。”
“只要条件足够优厚，他们不会拒绝一个新的、没有麻烦的投资方。在伦敦，最不缺的就是有钱的机构和想拿钱的公司。”
“所以，为什么是指南针？”
韩远征的目光紧紧锁住李乐，“别告诉我是因为之前投的十万镑或者什么朋友，资本市场，最不值钱的，就是人情。”
问题直白，却是在这种情境下最合理、最该问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尤其在这个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金融城里。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对。”李乐迎着他的目光，向后靠了靠，微笑道，“另起炉灶.....听起来是更干净。但更简单？未必。”
“首先，就像我刚说的，是时间成本和隐性成本。注册一个受FSA监管的私募基金，从架构设计、法律文件、团队组建、到最终拿到许可，哪怕一切顺利，没有小半年下不来。这期间市场会变，项目不会等。”
“Perasense的传感器网络、Autonoy的知识管理平台，都是瞄准了当下快速演进的技术风口，窗口期不等人。等新基金搭起来，黄花菜可能都凉了半截。”
“其次，是资质和历史的悖论。以及信任的折价、”
“信任的...折价？”韩远征嘴里重复着这个新的名词，揣摩着。
李乐等了等，又继续道，像是在陈述一个商业分析，“指南针现在是有麻烦，但它同时也拥有了一个刚刚经过FSA和苏格兰场高压消毒的历史。”
“盛镕的问题被提前引爆，王铮的资金被隔离，这意味着潜在的、最致命的脓疮已经被挑破。接下来，只要按照安德鲁的方案，建立起透明、严谨、经得起审查的新流程，那么对未来的投资人来说，一个经历过如此风暴考验而能重建的架构，其风险反而是相对清晰、可控的。”
“这比一个完全崭新的、未经考验的干净盘子，在某些特定投资者眼里，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麻烦，而是排雷证明和抗压测试报告。”
“更重要的是，”李乐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坦诚，“经过这次危机，剩下的这些人，对于规则和风险的认知，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韩远征沉默着，消化着李乐的话。
这些理由，比之前那些“看重项目”“机会投资”更具体，也更真实。它承认了指南针的残存价值，也点明了李乐方对效率和现成资源的考量，以及对残余价值的评估和利用。
但这些话，也像一把手术刀，精准而冰冷，剥开了事件浪漫化的外衣，露出了底下赤裸裸的资本算计和风险权衡。
韩远征不得不承认，李乐说得有道理。时间窗口、信任成本、经验溢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素。
不是慈善，它只是在无数风险与收益的组合中，选择那个在当时看来性价比最高的选项。
“所以，”韩远征接话道，“这更像是一场.....基于残余价值的风险投资？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把一个现成的、有牌照、有初步项目渠道的壳，然后注入一个更具专业流程和新的资金，让它起死回生？”
“可以这么理解。”李乐点点头，并不讳言，“但这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实验性。”
“实验性？”
“对。”李乐眼神里闪过一丝韩远征有些熟悉的东西，那是一种带着距离感的探究神色。
“我想近距离看看，一个身处跨国环境、遭遇了信任崩溃和制度性打击的小型资本共同体，在获得外部资源输入和新的规则框架后，如何完成自我修复、权力重组和边界再定义。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观察价值。”
话说得有些玄，但韩远征听懂了。李乐不仅仅是个潜在的拯救者，他还是那个在研究层面的博士生。指南针是他一个研究的样本。
现实利益，加上一点冷峻的学术好奇。这个解释，比纯粹的“好心”或“友谊”，反而让韩远征觉得更可信，也更符合他对李乐这个复杂个体的认知。
“我明白了。”韩远征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一直紧绷的肩膀似乎松弛了一些，那是一种卸下某种不切实际幻想后的踏实，却又让人心里有些发堵，因为这才是他熟悉的、属于这个行业的、冷酷但真实的逻辑。
“也就是说，这份意向，是一个机会，但也是一个严格的考场。得先把FSA的麻烦理清楚，把内部整肃干净，把项目的价值重新夯实。然后，这笔钱，或者说这个实验机会，才会真正落地。”
李乐点点头，吐出几个字，“自助天助。”
“行吧。”韩远征想了想，“我们先集中精力，按安德鲁先生的方案，处理好FSA和盛镕留下的烂摊子。至于这份草案.....”他深吸一口气，“等我们这边有了阶段性进展，再正式接触。”
“没问题。”李乐再一次看向安德鲁。
安德鲁微笑道：“韩总。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从聘请临时运营顾问和起草给FSA的补充报告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