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小理解这种焦虑。她召开了一次全体社员大会，没有回避问题。她首先坦诚地承认了今年的歉收，分析了干旱的主要原因，然后话锋一转，指向试验田里那些存活下来的植物。
“乡亲们，咱们今年确实没打下多少粮食，但咱们打下了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在这块碱巴拉地上活下去、并且能越活越好的本钱！”她指着窗外那片绿色，“这些活水芽、碱蒿，就是咱们的先锋队。它们活下来了，就能帮着咱们固住氮、改良土，让明年的地更有劲！咱们挖的猫耳洞、铺的秸秆被，就是咱们的武器库，明年再旱，咱们就不怕了！”
她拿出哥哥周成业新寄来的信和图纸：“解放军同志根据咱们今年的数据又算了，只要咱们今年秋冬按照新图纸把排水沟和生态埂再优化一下，配合好这些保墒措施，明年土壤的盐分能再降两成，保水能力能提高三成以上！” 数据具体而清晰，给了人们信心。
她又拿出阿海随信寄来的、晒干的各种耐盐耐旱的海边植物标本：“看看，这是大海那边乡亲们给咱们找的新种子，都是命最硬的家伙！咱们秋天就把它们种下去，让它们陪着咱们的地过冬，明年春天，咱们的绿色先锋队就更壮大了！”
现实的困难与清晰的路径交织，周小小真诚而充满希望的话语，重新凝聚了人心。秋收后，土地并未闲置。在工作组和社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新一轮的土壤改良和基础设施建设热火朝天地展开了。这一次，人们更加自觉，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
周小小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培训本土技术员上。她意识到，要想让“绿脉”真正蔓延，必须让知识和技能扎根于当地。她带着李文和技术员们，白天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结合抗旱的实践，进一步完善那本融合了科学、土法、工程思维的培训教材。教材里的语言更加朴实，插图更加生动，甚至编成了顺口溜，方便记忆和传播。
冬天，农闲时节，周小小没有回城。她带着初步成型的教材和培训计划，在李文的陪同下，开始走访周边几个也被列为试点的公社。交通不便，她们常常需要搭乘驴车、甚至徒步很长距离。
每个试点的情况都不同，有的盐碱类型不同，有的水资源状况更差，有的社员思想更为保守。周小小没有搞“一刀切”，她坚持先调研，与当地的老农、干部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具体困难和已有经验，然后再调整方案。
在一个以轻度盐碱化为主的公社，她发现这里地下水相对丰富，但排水不畅。她重点推荐了哥哥计算的沟渠密度和深度方案，并建议利用冬季农闲开挖，同时引种了需水量稍大但经济价值更高的耐盐作物品种。
在另一个风沙大、蒸发强烈的公社，她大力推广“猫耳洞”水窖和秸秆覆盖保墒法，并建议大规模种植阿海寄来的碱蒿和另一种耐风沙的滨藜属植物，先固沙封碱。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地方干部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生态改良法兴趣不大；有的地方社员习惯于传统耕作，对新技术持观望态度。周小小和李文常常需要苦口婆心地解释，一遍又一遍地展示县城试点和最早那个公社试点的对比数据和图景，甚至邀请那些地方的社员代表前来“现身说法”。
沟通主要依靠信件。周小小与阿海、周成业的通信更加频繁。她的信里充满了各种新遇到的问题和各地的具体数据。阿海的回信则充满了海洋的想象力，他根据周小小的描述，不断从海洋生物和渔民生活中寻找类比和灵感：“盐碱就像礁石上的藤壶，硬刮刮不掉，得用巧劲…”“养地就像养海带，不能急…” 他甚至还寄来了一些海边特有的、富含矿物质的泥沙样本，让周小小试试看能否用于改良特定类型的碱土。
周成业的回信则永远是数据和图纸的堡垒。他根据妹妹提供的新参数，不断修正和优化着工程方案，甚至开始研究如何利用简易材料制作测量土壤盐分和水位的工具，以便技术员们能够更便捷地监控土壤状况。“要让数据说话，让社员们自己能看到变化，他们才会更有信心。”他在信中写道。
这个冬天，绿色的网络在看不见的信件往来和人员交流中，悄然扩张。
春天再次来临。这个春天，人们的心情更加复杂，有期待，也有担忧，担心去年的旱灾重演。
但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新优化的沟渠系统发挥了作用，春季返碱现象明显减轻。“猫耳洞”水窖里储存了雪水和春雨。秸秆覆盖下的土壤，墒情明显好于裸露的土地。来自望海礁和各地筛选的耐盐碱作物种子，被播撒进希望的土地。
周小小更加忙碌，她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各个试点之间，指导播种，解决技术难题，鼓舞士气。李文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负责一个片区的指导工作。
天气似乎也在考验人们的决心。春季的风沙依然很大，雨水依然不算充沛，但有了上一年的经验和措施，大地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幼苗的成活率大大提高，虽然生长缓慢，但一片片稚嫩的绿色顽强地挺立在曾经白茫茫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