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的第一站是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的首府。在这里，他们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的警察碰了头。俄方很配合，给专案组的每个人都配备了配枪，还下达命令：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两地的内务局，必须全力协助中国警方。
可刚一开始，取证就遇到了大麻烦。受害者们都怕报复，不敢说实话。有个来自阿城的妇女，丈夫被郑仁浩绑架过，勒索了三千五百美元。专案组找到她的时候，她刚听了两句就“砰”地把门关上了，任凭民警怎么喊，就是不开门。第二次去，民警先见到了她的女儿，小姑娘偷偷说：“我爸爸被打后，晚上总做噩梦，妈妈说不能惹那些坏人。”
还有个叫汤世明的东宁商人，被一诺黑帮敲诈了一亿卢布，几乎倾家荡产。侦查员找到他时，他蹲在地上哭：“警察同志，不是我不说，是我不敢说。那些人要是知道我告他们，我全家都得遭殃。”
专案组开会商量，最后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由俄罗斯警察出面，以“核查护照”“登记居住信息”为由，把受害者请到警察局，然后中俄警方一起取证，这样不容易被黑帮发现；另一条腿，秘密接触受害者，承诺绝对保护他们的信息，同时告诉他们：“中国警方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黑帮打掉。”
民警们还做起了“感情牌”。那个阿城妇女，民警们去了三趟，每次都带着米、面、油，跟她拉家常，讲国内扫黑的力度。最后一次，妇女看着民警冻得通红的脸，终于哭着说：“那些人把我丈夫绑在宾馆里，打了三天三夜，逼他写欠条……”
就这样，一点点地，受害者们开始敢说话了。专案组在俄罗斯一待就是一年半，从1999年夏初到2001年元旦，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受害者，终于摸清了两个黑帮的底细。
郑仁浩的一诺黑帮，核心成员有5人：郑仁浩、崔国哲、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从1999年2月到2000年12月，实施绑架4起、抢劫12起、敲诈勒索10起，涉案金额35万多人民币。
哈巴罗夫斯克的杜宪古黑帮，核心成员6人：杜宪古、宋超、金凤哲、霍启林、杜法古、王贵军，从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实施抢劫5起，涉案金额12万多人民币。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铁证如山。接下来，就是抓捕。
专案组决定先打一诺黑帮。乌苏里斯克的内务局抽调了50多名俄罗斯警察协助，双方在乌苏里斯克宾馆的会议室里制定抓捕计划。根据情报，郑仁浩等人经常在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活动，这里既是他们的据点，也是关押人质的地方。
“就从904房间下手。”中国专案组的组长李向阳说，“一楼留两个人，防止漏网；其他人跟我上九楼。”
俄罗斯警察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叫沙克的翻译皱着眉头：“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宾馆吗？”
一个俄罗斯警察说：“我们有确切情报，郑仁浩现在就在904房间。”
沙克“哦”了一声，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机。没人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快速按了几下，发了一条短信。
此时此刻，904房间里，郑仁浩正和崔国哲等人打牌。他的手机“叮”地响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警察来了，快撤。”
郑仁浩心里一惊，立刻站起来：“走，有情况。”
“怎么了？”陈宝军问。
“别问了，赶紧收拾东西。”郑仁浩一边往包里塞钱，一边说，“去海参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扑空后，肯定不会再盯着这里。”
几个人来不及多想，拎着包就从消防通道跑了。
专案组赶到904房间时，门是锁着的。俄罗斯警察用工具撬开房门，里面空无一人，桌上还放着没打完的牌，烟灰缸里的烟蒂还冒着烟。
“有人通风报信。”李向阳脸色一沉，“查，谁走漏了消息。”
线索很快就指向了沙克。这个翻译，表面上是俄罗斯警方的人，实际上是东宁朝鲜族，原名叫朴英玉。他高中毕业后就来俄罗斯做服装生意，后来因为和俄罗斯商人打架，在警察局展露了流利的俄语，被聘为翻译。他还跟俄罗斯警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帮他加入俄罗斯国籍，二是允许他继续经商。
朴英玉贪心不足，觉得翻译的工资太低。郑仁浩找到他时，许诺给他貂皮大衣和别墅，让他帮忙盯着警方的动静。第一次，有商人报案，朴英玉把“敲诈勒索”翻译成“债务纠纷”，帮郑仁浩的手下脱了罪。郑仁浩真的送了他一件貂皮大衣，朴英玉穿上后，觉得特别风光，从此就成了黑帮的“内线”。
这次通风报信，也是朴英玉干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专案组早就盯上了他。
郑仁浩等人逃到了友谊宾馆，这是乌苏里斯克最“豪华”的宾馆，有九层楼，房间里有24小时热水。他们登记入住后，崔国哲问：“大哥，接下来怎么办？”
“先住几天，看看情况。”郑仁浩靠在床头，“沙克会给我们报信的。”
他们不知道，专案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李向阳决定将计就计，故意放出消息，说警方要去蔬菜基地抓捕郑仁浩，同时提出：“按照中国的办案习惯，行动前要收缴所有参与人员的通讯工具，防止走漏消息。”
沙克心里咯噔一下，他刚跟郑仁浩联系过，知道郑仁浩不在蔬菜基地。但他不敢反对，只能把手机交了上去。
专案组一边假装准备去蔬菜基地，一边安排一名民警“生病”，留在友谊宾馆“休养”。这个民警的任务，就是盯着郑仁浩等人的动向。他发现，郑仁浩几个人晚上经常去宾馆的地下室赌博，还找过舞厅的舞女。
民警找到一个跟郑仁浩接触过的舞女，这个舞女会点中文。民警给了她100卢布，舞女才说实话：“那个叫一诺的男人，跟他手下说‘条子走了，回老地方’，我听见了。”
“老地方”就是乌苏里斯克宾馆。李向阳立刻下令：“行动，包围乌苏里斯克宾馆。”
这一次，沙克没有手机，没法通风报信。郑仁浩的手下都在房间里待着，等着郑仁浩回来请他们“乐呵”。郑仁浩呢？他去踩点了，他在宾馆大堂听见两个商人聊天，说有个叫张志佑的中国人，要盘下乌苏里斯克最大的鸿运来照相馆，手里有上百万的资金。郑仁浩动了心，想去看看地形，准备绑架张志佑。
等他和崔国哲开车回到乌苏里斯克宾馆门口，就看见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心里暗道不好。他赶紧给宾馆服务台打电话，假装是警察局的人：“我找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
服务台的人说：“好多警察在九楼，您找哪一位？”
郑仁浩挂了电话，一脚油门踩到底，跟崔国哲一起跑了。
宾馆里的陈宝军、金虎山等人，被中俄警方抓了个正着。可首犯郑仁浩和崔国哲漏网了，这成了专案组的一块心病。
郑仁浩和崔国哲躲在野外的一个小木屋的里，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们不敢住宾馆，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只能靠沙克给他们送吃的和消息。沙克这时候也后悔了，他知道自己早晚要暴露，想摆脱郑仁浩，可郑仁浩威胁他：“你要是敢出卖我，我就把你帮我通风报信的事说出去，让你吃枪子。”
沙克思来想去，觉得只有除掉郑仁浩，自己才能安全。他给郑仁浩打电话：“大哥，有要事面谈，到我的别墅来，绝对安全。”
郑仁浩也想跟沙克谈谈，一是要好处费，二是想知道被抓的手下的情况。他跟崔国哲说：“你在外边等着，我进去看看，有情况就开枪。”
沙克的别墅离市区有五公里，周围很偏。郑仁浩进去后，先把别墅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埋伏，才在沙发上坐下来。沙克给了他两万美元：“这是你的奖金，以后有消息我再通知你。”
沙克一边跟郑仁浩聊天，一边琢磨着怎么动手。他把枪藏在冰箱里，借口拿啤酒，左手抓枪，右手拿啤酒，一转身就朝郑仁浩开枪。可他是左撇子，枪法又差，只打中了郑仁浩的右肩膀。
郑仁浩疼得大叫一声，从腰里掏出枪，对着沙克连开几枪。沙克倒在血泊里，手里的刀还没扔出去。
就在这时，别墅的门被撞开了，中俄警方冲了进来。原来，专案组早就监控了沙克的别墅，沙克和郑仁浩一进门，民警就围了上来。
郑仁浩看着对准自己的枪口，知道跑不掉了，把枪扔在地上，举起了手。
解决了一诺黑帮，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哈巴罗夫斯克，抓捕杜宪古黑帮。
杜宪古也是东宁人，37岁，原本是三岔口镇的农民。1997年，他看着同乡去俄罗斯挣钱，也动了心，投奔在哈巴罗夫斯克做蔬菜生意的姐姐。一开始，他在姐姐的菜库里干活，后来自己开了家豆腐店，俄罗斯人没吃过豆腐，中国商人又多，他的豆腐店生意很红火。
可1998年，卢布大幅贬值，杜宪古的豆腐店也撑不下去了。他看着那些开大车的商人挣大钱，心里不平衡，就跟弟弟杜法古、表弟霍启林，还有认识的金凤哲、宋超等人商量：“咱也别干小买卖了，抢！”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卖鱼的老乡李永振。李永振在哈巴罗夫斯克做鱼生意好几年，攒了不少钱。1998年4月29号晚上，杜宪古带着人闯进李永振的家，把俄罗斯房东捆起来，等着李永振回来。
李永振一家人刚进门，就被枪口顶住了头。杜宪古说：“把钱交出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李永振没办法，只能把4500万卢布和一块瑞士金表交了出去。
这笔钱，比杜宪古开豆腐店一年挣的还多。他尝到了甜头，干脆组建了黑帮，立下规矩：“听我的话，有钱一起花；不听我的话，打断腿。”
他们在哈巴罗夫斯克为非作歹，抢劫、敲诈，无恶不作。1998年5月，他们砍伤了做蔬菜生意的金昌，抢走500美元；1999年2月，他们闯进商人田某的家，抢走3000美元和2800万卢布……
专案组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后，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特意从国内请了专业的俄语翻译，没再用当地的翻译。他们摸清了杜宪古的老巢，就是他之前开的豆腐坊，这里既是策划犯罪的地方，也是分赃的地方。
可杜宪古很狡猾，进出都走豆腐坊的后门，后门贴着一道“平安符”，是他从东宁一个算卦的手里求来的，说能“保出入平安”。他还跟对面的俄罗斯老太太打好了招呼，让她帮忙盯着，如果有生人来，就给她打电话。
专案组第一次抓捕时，杜宪古的姐姐把窗台上的君子兰搬了下来，这是杜宪古跟她约定的暗号，有危险就把花搬下来。俄罗斯老太太看见后，立刻给杜宪古打了电话，杜宪古带着人从后门跑了，钻进了一片小树林。
李向阳决定再用一次“引蛇出洞”的计策。他让民警假扮成一诺黑帮的人，找到杜宪古的姐姐：“我们是乌苏里斯克来的，找杜宪古，他欠我们钱。”
杜宪古的姐姐不信：“我弟弟不可能欠别人钱。”
民警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弟弟肯定认识。让他准备1亿卢布，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杜宪古的姐姐慌了，赶紧给杜宪古打电话。杜宪古听说过一诺的名声，心里犯嘀咕：“一诺怎么跑到哈巴罗夫斯克来了？”他想探探虚实，就派金凤哲去跟“一诺的人”见面。
金凤哲到了约定的酒吧，看见几个“黑帮分子”正在喝酒，说话凶神恶煞的，真的以为他们是一诺的人。他回去跟杜宪古说：“是真的，他们要1亿卢布，还说要在哈巴罗夫斯克开地盘。”
杜宪古不想交这笔钱，又怕一诺的黑帮真的来抢地盘，决定亲自去谈判。他跟手下说：“带上家伙，要是谈不拢，就跟他们拼了。”
就在这时，专案组接到消息：一诺黑帮的崔国哲，逃到了哈巴罗夫斯克，想投奔杜宪古。李向阳立刻下令：“先抓崔国哲，再抓杜宪古。”
民警在一家宾馆里抓住了崔国哲，他正准备给杜宪古打电话。紧接着，在杜宪古和“一诺的人”约定见面的酒吧里，杜宪古和他的手下被一网打尽。
到2000年12月30号，两个黑帮的最后一名涉案嫌疑人也被抓获。可新的难题又来了——引渡。这些人是在俄罗斯犯罪的，俄罗斯法律和中国法律不一样，怎么把他们带回中国受审？
黑帮成员的家属也在运作，想让他们在俄罗斯受审，因为俄罗斯对黑帮犯罪的处罚比中国轻。可中国警方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国国籍，侵害的是中国公民的利益，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严惩。
中俄双方进行了多次高层磋商，终于在2002年达成一致：俄罗斯同意将郑仁浩、杜宪古等11名主要成员引渡回中国。
2002年6月17号，东宁口岸人山人海。当郑仁浩、杜宪古等人被押解着走出口岸时，等着过关的商人们都沸腾了：“一诺被抓了！”“真是他！”有人激动得哭了，说：“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怕了。”
2002年9月12号，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东宁县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受害者们一个个出庭作证，讲述自己的遭遇。郑仁浩低着头，不敢看他们。
9月20号，一审判决下来了：郑仁浩、崔国哲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杜宪古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8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
郑仁浩等人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郑仁浩、崔国哲的死刑。
行刑那天，东宁县的很多商人都去了刑场附近，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亲眼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当枪声响起时，有人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是为了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是为了东宁边贸的重生。
后来，东宁的边贸慢慢恢复了元气。假货少了，治安好了，俄罗斯商人又开始来东宁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