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24日，寿光县城关九岗村的女工林英，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噩梦。23岁的林英在造纸厂上班，当天因为加班，直到半夜11点才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总觉得身后有个人跟着她，脚步轻得像猫一样。“谁啊？”她回头喊了一声，身后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投下的长长的影子。林英心里有点发毛，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回了家。
当时正好赶上停电，林英点上蜡烛，洗漱完后看了一会儿书，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凌晨2点左右，一阵剧痛让她猛地醒来，她下意识地摸向左侧耳朵，发现耳朵已经不见了，鲜血顺着她的脸颊流到了枕头上。她刚想尖叫，凶手又挥刀划向她的脸，左眉间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右手虎口和背部也各挨了一刀。林英疼得浑身发抖，拼命挣扎，凶手见状，仓皇逃走，她只看到一条瘦小的黑影消失在门外。
寿光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但和滨州的案件一样，现场被破坏严重，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情上报到省厅后，引起了省厅领导的重视，在得知滨州发生系列割耳案后，立刻将两起案件的卷宗进行了比对。
在省厅的协调下，滨州专案组的干警们赶到了寿光，与寿光县公安局的干警们共同分析案情。“我认为是同一个人干的，”寿光县公安局的李局长说道，“凶手都是夜间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工，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而且都有伤人后迅速逃离的特点。”但也有干警提出了不同意见：“滨州的案件都是入室作案，而林英案，凶手是怎么进入室内的？林英说她睡前锁好了门。”
经过反复调查，干警们发现林英家的窗户插销有松动的痕迹，凶手很可能是从窗户进入室内的。“这说明凶手有很强的攀爬能力，”周宪文局长说道，“而且他的体态应该比较瘦小，才能从窗户钻进来。”结合四起案件的情况，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画像：凶手为男性，年龄在18-25岁之间，体态瘦小，有较强的攀爬和流窜能力，心理不正常，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受过重创，尤其是在婚恋方面。
就在专案组围绕这个画像展开排查时，滨州又发生了一起特大奸杀妇女案，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上级命令专案组抽出部分骨干力量，参与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一边是持续近一年的系列割耳案，一边是新发生的特大奸杀案，干警们分身乏术，压力更大了。而此时，关于割耳恶魔的谣言越来越多，甚至有香港的媒体报道称“中国北方出现魔鬼城”，把案件渲染得更加恐怖，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1987年3月，省厅领导召集滨州、寿光两地的专案组成员，在济南召开了案情研讨会。“犯罪分子之所以迟迟没有落网，一是因为我们的网眼太大，排查不够细致；二是因为我们的排查范围太局限，只盯着受害人认识的人，”省厅的王厅长说道，“大家想想，凶手不可能对四个受害人都有仇有恨，他的作案动机，更可能是仇视社会、仇视年轻女性，是一种心理变态的报复行为。”
王厅长的话点醒了在场的所有人。周宪文局长当即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不再局限于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以滨州、寿光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重点排查18-25岁之间，有犯罪前科、流氓行为，因婚恋或家庭关系受刺激，心理变态，有工不做、经常夜间外出的男青年。“我们要立足于抓获现行，在重点区域安排警力守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进行盘查。”
按照这个思路，干警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他们白天走访工厂、居民区，晚上在重点路段、居民区附近蹲守，有的干警甚至半个多月没回家，住在单位的临时宿舍里，吃的是泡面和馒头。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查访了9000多人，查出400多个嫌疑人，重点锁定了57个有重大嫌疑的人。虽然没有查获系列割耳案的凶手，但也带破了一批其他的刑事案件，抓获了12名刑事犯罪分子。
就在排查工作紧张进行时，专案组的干警们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惠民县1986年发生的两起伤害妇女案，与滨州的系列割耳案有许多相似之处。周宪文局长立刻带领侦查人员赶赴惠民，对这两起案件进行核查。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86年8月18日凌晨2点，惠民县造护理乡双庙村的姑娘牛花，刚睡着不久，就觉得有人摸她的头。她吓得立刻起身呼救，凶手见状，挥刀在她的左腮上划了一刀，然后迅速逃离，牛花只看到一条黑影消失在门外。第二起案件发生在20多天后的9月10日凌晨3点，东庙村20岁的姑娘张妹，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摸她的耳朵，她急忙翻身挣扎，右腮部被凶手割了一刀，凶手仓皇逃走。
惠民县公安局的卷宗显示，这两起案件的凶手都是深夜翻墙入院，入室作案，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目标都是年轻女性，而且现场都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虽然这两起案件没有割到耳朵，但其他特点和我们正在侦查的割耳案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只是因为受害人及时反抗，凶手没有得手。”郭凤鸣科长说道。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两起案件与之前的四起案件并案侦查，侦查范围进一步扩大。
嚣张至极：饭店服务员的白昼遇袭
1987年9月26日，滨州某单位的营业员贺小姐，经历了一场惊魂夜。18岁的贺小姐长得亭亭玉立，是单位里公认的“一枝花”。当天晚上，她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凌晨4点多，她突然感觉到有人摸她的头，刚要呼救，嘴上就挨了一刀。“嗷”的一声尖叫，贺小姐疼得滚到了地上，她的母亲被惊醒，急忙拉起电灯，只见一条黑影窜出窗外，翻过院墙消失了。
贺小姐躺在地上，满嘴是血，嘴唇被两边豁开，创口长达10多厘米，连牙齿都露了出来。她的母亲抱着她，哭得肝肠寸断：“我的闺女啊，你这嘴以后可咋整啊……”这起案件的发生，让凶手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他竟然敢在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作案，而且目标不仅仅是耳朵，更是对受害人进行全方位的伤害。
案件发生后，专案组立刻调集人马奔赴现场，进行勘察和访问。同时，在滨州的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对全市的旅店、饭店、歌舞厅等公共场所进行治安大清查，对各企事业单位、厂矿的夜间活动人员逐个进行排查。周宪文局长在动员大会上，声音嘶哑地说道：“凶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是抓不到他，就对不起老百姓的信任，对不起身上的这身警服！”
干警们分成6个战斗组，在滨州的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守候。有的干警藏在居民楼的楼道里，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有的干警趴在路边的草丛里，身上沾满了露水和泥土；有的干警乔装成路人，在街头巷尾来回巡视。可即便如此，凶手还是像幽灵一样，没有露出任何踪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88年8月，距离第一起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这两年多里，干警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好好陪过家人，可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案件，让整个案情出现了转机。
1988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左右，滨州市某饭店的服务员小李姑娘，正在家里睡午觉。因为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她睡得很沉，朦朦胧胧中，感觉到有人朝她扑来。她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瘦小的男子站在床前，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握着匕首，满脸凶气，眼神里透着一股疯狂的光芒。
小李吓得魂飞魄散，刚想喊“救命”，那男子就举起菜刀，朝她的头上砍来。“噗”的一声，菜刀砍在了小李的额头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小李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菜刀的刀刃，手心被割得鲜血淋漓。凶手见状，另一只手拿着匕首，朝她的肩头捅了一刀。“杀人啦！救命啊！”小李忍着剧痛，大声呼救，声音穿透了窗户，传到了街上。
凶手一看情况不妙，挣脱小李的手，转身就往门外跑。此时，正在附近巡逻的小分队战斗小组长、滨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长袁海泉，接到了群众的报案。“快！凶手往五四居委会方向跑了！”袁海泉大喊一声，带领战斗组的干警们，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去。他知道，此刻是抓获凶手的最佳时机，一旦让凶手跑远，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袁海泉追出院外不远，看到几个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路边，急忙问道：“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瘦小的男人跑过去？”其中一个穿蓝布衫的妇女说道：“有啊！刚才有个小个子男人急匆匆地跑过去，好像是叫盛华的，就住在五四居委会。”“好！”袁海泉立刻带领干警们，朝着五四居委会的方向跑去。
他们很快找到了张盛华的家，敲了半天门，没人应答。邻居告诉他们，张盛华刚才回家过一趟，拿了件衣服就往他姥姥家去了。袁海泉二话不说，带领干警们驱车赶往张盛华的姥姥家。傍晚6点多，在张盛华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张盛华。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迹，手里还握着那把带血的匕首。“不许动！”干警们大喝一声，冲上前去，将张盛华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真相大白：扭曲心灵的罪恶之路
当晚，袁海泉队长就对张盛华进行了突审。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张盛华的脸上，他低着头，头发凌乱，遮住了眼睛，一言不发。“说说吧，为什么要伤害小李？”袁海泉问道。张盛华沉默了半天，才缓缓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桀骜不驯：“她瞪我。”“就因为她瞪了你一眼，你就拿刀砍她？”袁海泉追问道。张盛华又低下头，嘟囔着：“我就是看那些打扮漂亮的女的气的慌。”
刚开始，张盛华只承认伤害小李的犯罪事实，对之前的系列割耳案绝口不提。无论干警们怎么问，他都紧闭双唇，不再言语。袁海泉知道，张盛华的性格很倔强，硬审是不行的，必须找到他的软肋。他让人去调查张盛华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很快，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他的面前。
张盛华，1968年出生，案发时20岁，身高1米68，是五四居委会的无业人员。他7岁时因患中耳炎，治疗不及时，导致听力下降，反应比同龄人迟钝。因为这个生理缺陷，张盛华从小就被同伴们嘲笑，骂他“聋子”“傻子”。他的父母对他也很放任，平时不管不问，让他养成了孤僻、暴躁的性格。表面上看，张盛华瘦弱爱笑，很不起眼，但实际上，他的自尊心极强，记忆力也很好，手脚麻利，跑得特别快，尤其是上墙，非常利索。
街坊邻居反映，张盛华虽然听力不好，但很爱面子，谁要是说他的坏话，他就会记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在街头打台球、看录像，晚上就出来胡溜乱逛，有时露宿在街头，有时睡在医院的长椅上，还有时躲在破屋里。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小刀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甚至动刀子。有一次，他在商店里光看不买，服务员说了他几句，他就拿着刀子，找到那个服务员的集体宿舍，要不是被其他人拦住，后果不堪设想。
更让干警们震惊的是，张盛华有严重的变态行为。街坊邻居说，近几年，他经常偷看妇女上厕所，夜里潜入邻居的院子里，听两口子睡觉的动静，还爬到医院妇科的后窗，偷看妇女生孩子。“这个人心术不正，早晚要出事。”一位老街坊这样评价他。
结合这些情况，专案组分析认为，张盛华的性格特点是“吃软不吃硬”，而且自尊心极强，想要让他交代罪行，必须从他的心理入手。袁海泉调整了审讯策略，不再对他进行严厉的追问，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童年经历。“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不容易，别人嘲笑你，欺负你，你心里肯定不好受。”袁海泉说道。这句话戳中了张盛华的痛处，他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在袁海泉的耐心引导下，张盛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因为听力不好，他从小就很自卑，尤其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既羡慕又嫉妒。他觉得那些姑娘都看不起他，不愿意和他说话，甚至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想和一个姑娘说话，她转身就走了，还对她同伴说‘离那个聋子远点’。”张盛华的声音带着哭腔，“从那以后，我就恨那些漂亮的姑娘，我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聊着聊着，张盛华突然说了一句：“在滨州，我就割了三根耳朵。”这句话让在场的干警们精神一振，袁海泉立刻追问道：“哪三根？说说具体情况。”张盛华沉默了一会儿，开始交代他的犯罪事实。他说，1986年1月，他在高家附近转悠时，看到高秀梅长得很漂亮，就起了歹心。夜里，他翻墙进入高家院子，摸到东厢房，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留长发的人，以为是高秀梅，就用刀割下了对方的耳朵，直到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割错了人。
1986年8月，他又盯上了郭大国，因为他觉得郭大国“太傲气”，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翻墙进入郭家，从破损的玻璃处打开门闩，进入西厢房，割下了郭大国的耳朵。1987年3月，他在水利安装队附近看到了小谷，觉得小谷“作风不正派”，就趁她后门没关严，进入她的卧室，割下了她的耳朵，还划了她的脸，顺手拿走了她的运动鞋。
在审讯的过程中，干警们发现张盛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说，每次作案后，看到警方大规模排查却找不到他，他就觉得特别“威风”，有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看着你们在街头转来转去，就是抓不到我，我心里特别高兴。”张盛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在干警们的进一步追问下，张盛华又交代了他在寿光和惠民犯下的罪行。他说，1986年5月，他流窜到寿光，看到林英下班后一个人走夜路，就跟在了她的身后，夜里潜入她的家中，割下了她的耳朵。1986年8月和9月，他在惠民作案时，因为受害人反抗及时，没有割到耳朵，只划伤了她们的脸。
当被问到割下来的耳朵去哪里了时，张盛华的回答让干警们毛骨悚然：“喂狗了。”他说，每次割下耳朵后，他都觉得很“解气”，把耳朵随手扔给路边的野狗，看着野狗争抢撕咬，他心里就会涌起一种病态的满足感。“那些女的不是看不起我吗？她们的耳朵连狗都不如。”这句话从这个二十岁青年嘴里说出来，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令人脊背发凉的冷漠。
为了核实张盛华的供述，专案组立刻展开了证据固定工作。干警们根据他的指认，在他经常藏匿的破屋墙角，挖出了一把用布包裹的匕首，刀刃上的锈迹中还残留着微量血迹，经技术鉴定，与郭大国、小谷等受害人的血型完全吻合。在他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那双被他偷走的白运动鞋，鞋面上的泥土成分与水利安装队宿舍周边的土壤一致。更关键的是，张盛华供述的每起案件细节，都与受害人陈述、现场勘察记录高度吻合，包括高家案中墙头上的黑色纤维，那正是他当时所穿旧外套的材质，这些铁证彻底锁定了他的犯罪事实。
1988年9月，张盛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运动鞋已构成转化型抢劫）被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其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他的听力缺陷并未影响其认知能力，所有犯罪行为均是主观故意下的清醒选择。
1989年1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轰动鲁北的系列割耳案。法庭上，张盛华面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哭诉，起初还试图狡辩，称自己是“被社会逼的”，但当公诉人出示匕首、血迹鉴定报告、受害人伤情照片等一系列证据时，他终于低下了头，不再作声。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法庭辩论中说道：“凶手以极端残忍的手段伤害无辜女性，不仅摧毁了受害者的身体，更在她们心中留下了一生无法磨灭的创伤，其行为已突破社会伦理底线，必须依法严惩。”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张盛华在两年多时间里，流窜于滨州、寿光、惠民等地，连续实施7起伤害案件，致5人耳朵被割、2人面部受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累犯（此前曾因流氓行为被劳动教养），应依法从重处罚。1989年3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盛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盛华当庭表示不上诉，随后该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8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张盛华的死刑判决。在执行死刑前，袁海泉队长最后一次见到了他。此时的张盛华没了往日的桀骜，眼神空洞，他对袁海泉说：“要是小时候有人管我，要是那些人不笑我聋子，我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这句话让袁海泉沉默许久，这个扭曲灵魂的堕落，既是个人作恶的必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在特殊群体关爱、青少年教育上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