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的广东，正被副热带高压死死攥在掌心。珠江三角洲的暑气像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胸口发堵，连风刮过镇口的老榕树都带着滚烫的触感。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这个靠着西江支流发展起渔业和小农业的镇子，往日里总飘着鱼腥与稻禾的混合气息，可这一天，死亡的阴影却先于台风，猝不及防地压了下来。
三药管理区的主街是条铺着碎石的土路，被来往的拖拉机碾出深浅不一的辙印。午后两点，日头最烈的时候，32岁的要卖村妇女李桂英提着半篮刚买的鸭蛋往家走。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尘土里瞬间洇成一小片湿痕。走到镇卫生院门口时，她突然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眼前的土坯墙开始扭曲、旋转，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猛地灌了一桶滚烫的泥浆。
“娘！娘你咋了？”跟在身后的七岁儿子陈小龙拽着她的衣角，稚嫩的声音里还带着吃冰棍剩下的甜腻。李桂英想回头说句“没事”，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身子一软，重重地摔在碎石路上。鸭蛋篮翻在一旁，青白色的蛋壳碎了一地，蛋黄混着尘土流成一滩触目的黄。
小龙扑上去推她的肩膀，小手沾满了母亲额角磕出的血。“娘！你醒醒！”他哭喊着，可李桂英双眼紧闭，嘴唇乌紫，连呼吸都变得微弱。更可怕的是，没过两分钟，小龙自己也觉得浑身发软，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他想爬起来去找人，刚撑起身子就眼前一黑，倒在了母亲身边。
“完了！完了！这怪病又传人了！”镇口补鞋的老王头最先尖叫起来。他的声音像丢进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街上零星的行人。有人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关门声、孩子的哭喊声混在一起；有人站在远处指指点点，脸色惨白，这半个月来，村里的猪、鸡死了一大堆，荷塘里的鱼浮在水面像铺了层黑布，现在终于轮到人了。
混乱中，几个年轻后生用木板搭了个简易担架，七手八脚地把母子俩抬上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往镇卫生院冲，车斗里，小龙的小手还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可当医生扒开李桂英的眼皮，用听诊器贴在她胸口时，摇了摇头，那台老旧的听诊器里，已经听不到半点生命的搏动。小龙被紧急送进抢救室，半小时后，心电图机也拉成了一条直线。
消息传回要卖村时，李桂英的丈夫陈守业正在自家鱼塘边补网。他穿着齐膝的胶鞋，裤腿上沾着泥点，听到噩耗的瞬间，手里的网梭“啪”地掉在水里。“你说啥？”他抓住来报信的邻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当确认妻儿都没了时，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汉子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转身冲进柴房，拎起那把用来挖藕的锄头就往村外冲。
“跟我去拼了！是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俺婆娘娃！”他的吼声震得院墙上的泥灰往下掉。中午还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转眼就剩他孤家寡人，这股子绝望化作了滔天怒火。同村的亲戚们最先跟了上去，接着是整个要卖村的村民，半个月来积压的恐惧、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几百人的队伍像潮水般涌向三药管理区的立新有限公司，锄头、扁担、木棍，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
立新公司的铁皮大门紧闭着，门后，十几个值班人员用身体死死顶着门板，汗水顺着他们的下巴往下滴。“你们干啥？杀人是犯法的！”保安队长张建军声嘶力竭地喊，手里的对讲机已经被他攥得发烫，“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
“犯法？你们排污害死人才犯法！”要卖村的村支书陈德明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前两个月麦苗枯死，鱼塘翻塘，你们说整改，结果偷偷生产！现在人都死了，你们还想抵赖？”
人群的咒骂声、砸门声混在一起，铁皮门被撞得“哐哐”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碎。二十多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二十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从面包车上跳下来，迅速在公司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带队的是金利镇派出所所长黄志强，他刚从另一个纠纷现场赶过来，额头上的汗还没擦干净，就被眼前的阵仗惊得心头一紧。
“大家冷静！都冷静下来！”黄志强张开双臂拦在人群前，“死者的死因还没查清，不能断定就是公司的问题！咱们先等调查结果，不能冲动！”他说这话时，忍不住回头瞪了一眼从公司里探出头的管理人员，这立新公司是镇里的“重点企业”，搞金矿冶炼的，5月份试生产时就把附近的水搞得发黑，村民闹了好几次，镇里却因为要“发展经济”，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出了人命，他这个派出所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没查清？人都死了还查啥！”陈守业举着锄头往前冲，“我婆娘娃死得不明不白，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人群跟着往前涌，警戒线被拉得笔直，几名年轻警察死死拽着绳子，脸都憋红了。
“我看这事得查，但得科学地查。”立新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建国从门后走出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人死了可能有多种原因，说不定是传染病，或者吃了别的东西。我建议送法医解剖，查清楚死因再说。”
“解剖？你敢动我婆娘娃的身子试试！”陈守业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举起锄头就要砸过去。黄志强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他的腰：“老陈！冷静！解剖是为了查明真相，给你妻儿报仇啊！”
混乱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打他！”，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擦着王建国的耳朵砸在铁皮门上，迸出火星。黄志强知道再拖下去就要出人命，猛地拔出配枪，对着天空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枪响，像炸雷一样在镇上空回荡。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陈德明也赶紧拉住陈守业：“老陈，不能闹大！闹大了咱们有理也变没理了，还怎么给你妻儿讨说法？”他压低声音，“先回去，咱们联名写请愿书，让上面来查！”
在村干部和亲戚的劝说下，愤怒的村民渐渐散去。夕阳西下时，陈守业一个人坐在鱼塘边，望着水面上漂浮的死鱼，泪水混着汗水往下淌。他不知道，这只是这场噩梦的开始，死亡的毒影，才刚刚在金利镇展开它的翅膀。
三天后，三药管理区政府的办公桌上，堆起了一叠厚厚的请愿书，签名和按满红手印的纸页足足有几千张，核心只有一个：关闭立新金矿，查明死因，还死者公道。高要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公安机关彻查此事，可最大的难题摆在面前，陈守业等死者家属死活不同意解剖尸体，他们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解剖是对死者的亵渎。
调查陷入僵局时，更荒诞的一幕出现了。金利镇的村民们开始流传“触怒河神”的说法，有人说，立新公司排污污染了西江支流，得罪了河神，所以河神降罪，先是死牲畜，再是死人。镇外的观音庙前，挤满了求神拜佛的村民，香火缭绕得能呛得人咳嗽。有人带着供品跪在庙前，磕得头破血流；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上了黄纸写的辟邪符咒，连镇里的学校门口，都挂起了道士画的“平安符”。
可符咒挡不住死亡的脚步。8月下旬，三药管理区的四个自然村——要卖村、金利村、禄村、茅岗村，陆续出现了更多“怪病”患者。症状都大同小异：突然头昏、抽搐、口吐白沫，最快的几分钟就没了气。金利村的张老太，早上还在院子里喂鸡，中午就倒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菜；禄村的小学生李伟，课间操时突然倒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呼吸。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镇里的卫生院挤满了患者和家属，病床不够，就用木板搭在走廊上；药品告急，护士只能用生理盐水给患者输液维持。更可怕的是，谣言开始发酵，有人说这是“霍乱”，有人说是“麻风病”，还有人说这是“外国传进来的怪病”。为了躲避“瘟疫”，大量村民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往外地投亲靠友。镇里的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连镇口的菜市场都没人敢去，只有几只野狗在空荡的街道上乱窜。
有村民想去肇庆市避难，可一说是“金利来的”，对方立马关门拒客；甚至有亲戚在电话里说“你们别过来，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紧邻香港，这件事很快被香港媒体捕捉到。《大公报》《文汇报》都刊登了相关报道，标题触目惊心，《高要怪病夺数命，村民逃亡避瘟疫》。消息像长了翅膀，传到了台湾、韩国，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9月1日，高要市和上级肇庆市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三药管理区。工作组刚到，就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8月27日，要卖村村民陈广明发现自家鱼塘里的鱼苗全翻了肚子，浮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他沿着鱼塘边排查，在靠近公路的草丛里，找到了十几个“毒鼠强”的空瓶子。陈广明赶紧报了警，派出所的人来取了证，却初步判断是“有人浑水摸鱼”，趁着金矿污染的风波，故意毒他的鱼泄愤。
“这绝对是关键线索！”工作组组长、肇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志坚在碰头会上拍了桌子，“现在已经死了4个人，都是不明不白的。虽然家属不同意解剖，但从鱼塘的情况看，人为投毒的可能性很大！”
“可我觉得不对劲。”金利镇派出所的老刑警刘建国皱着眉，“如果是投毒，怎么能投得这么广？四个村子都有病例，涉及几十户人家。而且毒鼠强毒性烈，吃了马上就发作，可这几个死者，有的是在路边走，有的是在家里做饭，根本不是集中发病。更奇怪的是，一家人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水，偏偏只有老人和孩子死了，年轻人却没事，这不符合投毒的规律。”
刘建国的话让会议室陷入了沉默。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又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最终，周志坚拍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方面加大巡逻力度，排查可疑人员；另一方面，继续做家属的工作，必须争取解剖尸体，查明死因！”
从那天起，金利镇的主要街道、村与村之间的路口，都出现了巡逻队员的身影。他们穿着制服，带着手电筒和橡胶棍，24小时轮班值守。刘建国负责要卖村的巡逻，有天深夜，他和队员小张走在村道上，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远地，他们看见一个穿灰布衫的妇女，低着头快步往前走。
“谁？站住！干什么的！”刘建国大喝一声，手电筒的光柱直射过去。那妇女吓得一哆嗦，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慌乱。“我……我肚子疼，出来上趟厕所。”她的声音细细的，眼神躲闪着不敢看他们。
刘建国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中等身材，脸上带着农村妇女常见的风霜，手里攥着一个深色的布包。“这么晚了，上完厕所赶紧回家，别在外头晃。”他没多想，这段时间夜里出来上厕所的村民不少，大家都怕家里的厕所“不干净”。他挥了挥手，带着小张继续往前走。
他不知道，这个自称“肚子疼”的妇女，正是这场噩梦的始作俑者；更不知道，她手里的布包里，装着足以致命的毒药。这段被忽略的插曲，让投毒者的罪恶又延续了一个多月。
巡逻持续了三个星期，可死亡案件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到9月中旬，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人，中毒入院的有60多人。消息传到省里，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亲自从广州赶来，在三药管理区的临时指挥部坐镇，立下“问题不解决，绝不回省城”的军令状。国家公安部也派来了工作组，带着全国顶尖的刑侦和法医专家，加入侦破队伍。
9月16日早晨，要卖村的小男孩陈泽辉，攥着母亲给的五毛钱，跑到村头的小食店买粥。食店老板李嫂舀了一碗热腾腾的瘦肉粥，递给他：“阿辉，慢点喝，刚煮好的。”陈泽辉点点头，捧着粥碗往家走。回到家，他把粥分成两半，一半给了正在缝衣服的母亲，自己端着另一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陈泽辉突然抱着肚子尖叫起来，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口吐白沫。母亲吓得魂飞魄散，抱着他就往卫生院跑，可刚到门口，孩子就没了呼吸。而她自己，因为只吃了小半碗粥，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病例让专家组眼前一亮，同一碗粥，吃得多的孩子死了，吃得少的母亲没事，这高度符合中毒的特征！医疗专家组组长、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张教授立刻找到陈泽辉的母亲：“大姐，孩子死得蹊跷，只有解剖才能查出来是怎么死的，才能抓住凶手，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可陈泽辉的母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我娃不能被开膛破肚！他是被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的，不用解剖我也知道！”任凭张教授和民警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同意。专家组没办法，只能对陈泽辉的尸体进行体表检验，指甲发绀、瞳孔缩小、口腔有异味，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状，但具体是什么毒，还是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