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结果显示，马金成并没有贪污受贿的实质性证据，但 “独断专行”“花钱大手大脚” 却是事实。领导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做法，让他收敛性格，好好管理公司。可马金成却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认为自己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花点钱、说了算，都是应该的。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在和领导开会时，当场拍桌子瞪眼，争执了起来。
就这样，马金成再次失去了机会。1995 年，工商局免去了他的公司负责人职务，再次把他调到了一个闲职岗位。这一次，他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无论做得再好，都会有人挑刺。
在闲职岗位上待了几年后，马金成再也忍受不了这种 “混吃等死” 的日子。他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想要下海经商，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工商局的领导和同事们，巴不得他早点走，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还为他举办了一场 “欢送会”。
离开工商局的那天，马金成站在单位的大门口，回头望了一眼这栋他待了十几年的大楼，心里五味杂陈。他曾经在这里意气风发，在这里获得荣光，也在这里遭遇挫折。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商海里做出一番成绩，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可他万万没想到，经商之路，比他想象中要艰难得多。离开了工商局的光环和人脉，他什么都不是。
他的第一笔投资，是在西安开一家饭馆。一个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 “铁哥们” 告诉他，西安有一家饭馆要转让，地理位置好，客源稳定，只要盘下来，肯定能赚钱。马金成信了，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向亲戚借了一笔钱，一共凑了十几万元，盘下了那家饭馆。
可等他接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家饭馆的地理位置确实不错，但早就因为经营不善，欠下了一大笔外债，而且客源也早已流失。马金成硬着头皮装修、招聘员工、开业经营，可生意却一直惨淡。每天的营业额，连房租和员工工资都不够支付。他苦苦支撑了三个月，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反而又亏了五六万元。
房东见他交不起房租，天天派人盯着他，生怕他跑了。马金成当过十几年的警察，反侦察能力极强，他趁着一个深夜，偷偷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从饭馆的后门溜了出去，坐上了回兰州的火车。这一次，他不仅血本无归，还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
回到兰州后，马金成并没有气馁。他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只要再找一个好项目，一定能翻身。他把目光投向了煤炭行业，当时兰州的煤炭需求量很大，开煤厂似乎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亲姐姐，说服她一起合伙开一家煤炭加工厂。
姐姐一开始并不同意，觉得煤炭行业风险太大，但架不住马金成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和马金成一起，在兰州郊区办起了煤炭加工厂。一开始，生意确实不错，每天都有很多客户上门拉煤，工厂的利润也越来越高。马金成心里乐开了花，觉得自己终于要时来运转了。
可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就在煤厂的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兰州市政府推出了 “蓝天工程”，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开始限制和取缔小煤炉，推行集中供暖。马金成的煤炭加工厂，因为规模小、污染大，被列入了 “关停名单”。
接到关停通知的那天，马金成瘫坐在工厂的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投入了全部的积蓄，付出了无数的心血，眼看就要赚钱了，却因为政策的变化，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更让他绝望的是，工厂关停后，不仅赚不到钱，还欠下了供应商十几万元的货款。
为了这笔债务，马金成和姐姐彻底反目成仇。姐姐觉得是马金成的决策失误，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要求马金成独自承担债务；马金成则觉得，姐姐作为合伙人，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闹到了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最终判决马金成承担全部债务，从他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里扣除 1000 元，用于偿还欠款。而马金成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 1300 元，扣除 1000 元后，只剩下 300 元，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这一次，马金成彻底垮了。他不仅失去了事业，还失去了亲情，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他开始天天酗酒，喝醉了就骂人，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妻子身上。曾经恩爱的夫妻，如今却形同陌路，争吵不断。最终，妻子忍无可忍，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马金成骨子里的傲气，让他不愿意在妻子面前低头。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且净身出户，把家里唯一的房产留给了妻子，自己则在兰州的郊区租了一间狭小、阴暗的出租屋，独自一人生活。
那段日子，是马金成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他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躺在出租屋里发呆，看着窗外的天空，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他曾经是全国劳模，是破案英雄，如今却成了一个负债累累、妻离子散的穷光蛋。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恨。
五、难兄难弟：两个落魄者的绝望联盟
就在马金成深陷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贺兰定。
贺兰定比马金成大一岁，1951 年出生。他的家庭背景，比马金成还要显赫。
他的父亲是解放大西北的老干部，是名副其实的 “功臣”，后来一步步升迁，成为了兰州市的主要领导之一。贺兰定是家里的小儿子，从小就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身边的人对他都毕恭毕敬。
但贺兰定的父亲，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一生清廉，从不肯用自己的权力为子女谋私利。所以，贺兰定高中毕业后，并没有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进入机关单位工作，而是和普通市民的孩子一样，通过招工，进入了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工厂里，贺兰定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出手大方，在厂里的人缘很好。改革开放后，贺兰定脑子活络，嗅到了商机。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倒腾服装、香烟、海鲜，后来又开始做花卉生意。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诚实守信的经营，贺兰定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那些年，贺兰定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在兰州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厂里人人羡慕的 “万元户”。他富裕之后，并没有忘记曾经的同事和朋友，经常请大家吃饭、喝酒，每年冬天，还会组织大家去海南、广西北海等地度假。在朋友们眼里，贺兰定是一个 “重情重义、有本事” 的人。
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贺兰定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2002 年底，非典疫情爆发，全国上下都陷入了恐慌。但在贺兰定看来，这却是一个 “商机”。他觉得，如果能开发出一种治疗或遏制非典的药物，肯定能赚大钱。于是，他联合自己的兄弟，投入了 400 多万元的全部积蓄，成立了一家 “生物科技公司”，专门研发抗非典药物。
可他万万没想到，研发药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兄弟既没有相关的技术，也没有专业的团队，投入的 400 多万元，很快就打了水漂，研发出来的所谓 “药物”，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非典疫情结束后，贺兰定的公司彻底破产，他几十年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腰缠万贯的老板，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贺兰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曾经无数次想过自杀，但每次都因为没有勇气而放弃。他不敢告诉家人自己破产的消息，只能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后来，贺兰定实在走投无路了，想到了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他希望工厂能给自己一些救济，帮自己渡过难关。那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走进了厂长办公室。他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地搓着手，想说的话在喉咙里打了无数个转，却始终说不出口。他曾经是厂里最风光、最有出息的人，如今却要在昔日的同事面前哭穷，向厂里要救济，这让他觉得无比屈辱。
纠结了一个上午，贺兰定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默默地离开了厂长办公室。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贺兰定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个平时和他称兄道弟的 “朋友” 找到了他。这个朋友是个赌徒，欠了一大笔赌债，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贺兰定哭诉，说自己如果还不上钱，就会被债主打断腿。
贺兰定虽然自己也身处困境，但他骨子里的讲义气，让他无法拒绝朋友的请求。他犹豫了很久，最终咬牙说道：“我也没钱，但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套房子，房产证给你，你拿去抵押借钱，一定要把钱还上，不然你就真的把我害死了。”
那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千恩万谢地走了。可贺兰定万万没想到，这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并没有用来抵押借钱，而是直接卖给了别人，拿着钱跑路了。等贺兰定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房子没了，贺兰定彻底傻眼了。他不敢告诉妻子，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妻子得知真相后，气得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妻子哭着对贺兰定说：“你这个傻子！你怎么能这么相信别人！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贺兰定知道自己对不起妻子和孩子，他没有任何辩解。他用一个塑料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净身出户了。临走前，他给妻子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对不起，你好好照顾孩子，我走了。”
就这样，贺兰定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兰州的郊区租了一间破旧的出租屋，和马金成成了 “邻居”。
两个同样落魄、同样心怀怨恨的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起自己的过去，聊起如今的困境，聊起那些 “对不起” 自己的人。马金成抱怨社会不公，觉得自己明明有能力，却屡屡遭遇挫折；贺兰定则痛恨那个骗走自己房产证的 “朋友”，痛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酒一杯杯下肚，怨气一点点积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社会造成的，是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觉得自己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如今却被社会抛弃，他们要 “向社会讨回公道”，要夺回自己 “应得的一切”。
2004 年除夕夜，兰州的街头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过年。马金成和贺兰定两个人，却在出租屋里喝得酩酊大醉。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内的气氛却异常压抑。
“老贺，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马金成端着酒杯，眼神浑浊却带着一丝凶狠，“我们得干点‘大事’，赚一笔大钱，好好过日子。”
贺兰定也喝红了眼，他点了点头：“老马，我听你的，你说干啥，我们就干啥！”
“抢！” 马金成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去抢那些有钱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抢他们一笔，我们就能翻身了！”
贺兰定犹豫了一下，他虽然怨恨社会，但从未想过抢劫。可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想到那些风光无限的有钱人，他的心里就燃起了一股邪火。他咬了咬牙：“好！抢就抢！”
那天晚上，两个人揣着两块砖头，走出了出租屋。兰州的冬夜，寒风刺骨，街头行人稀少。他们在街头晃荡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却始终没有下手。他们年纪都大了，体力不如年轻人，万一抢劫不成，被人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不行，这样硬抢不行，我们跑不动，” 马金成摇了摇头，“得智取。”
两个人回到出租屋，继续喝酒，继续谋划。马金成当过十几年的警察，熟悉侦查和反侦查技巧，他知道怎么作案才能不被警方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一个周密而残忍的作案计划，在他们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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