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0 元现金的诱惑下，寇某动摇了。由于小红年纪太小，不会写字，寇某便自己写好伪证，让小红照抄了一遍。这份颠倒黑白的伪证上写着：“我年龄太小不懂事，和一些人发生性关系，爸爸妈妈知道以后狠狠的打我，我迫不得已说出和石某发生性关系。石大哥是好人，我和他没有性关系。” 拿到伪证后，高宏伟立刻赶到看守所，将伪证拿给石某看，教唆他在法庭上翻供。
6 月 14 日，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石某按照高宏伟的嘱咐，当庭翻供，声称自己之前的证词是在刑讯逼供下作出的。高宏伟则手持小红的伪证，振振有词地为石某辩护，试图混淆视听。法庭察觉到案件存在疑点，将案卷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在检察机关的耐心询问下，小红和寇某终于良心发现，如实交代了被收买出具伪证的全部过程。得知事情败露后，高宏伟为了推卸责任，暗中指使冯某将 2000 元钱要回来，随后又主动跑到派出所 “自首”，声称自己是被冯某和寇某欺骗。可他刚走，小红就再次报警，说冯某正在她家大闹，逼迫父亲退钱。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第二天，法院再次开庭，高宏伟依旧穿着笔挺的西装，试图继续为石某辩护。可就在休庭时，两名民警走到了他面前，依法将其传唤。律师在法庭上被传唤，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高宏伟的职业生涯彻底走到了尽头。
2000 年 11 月 16 日，高宏伟因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同时被吊销律师资格证书。这场风波，让他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变成了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
缓刑期间，他四处找工作，却因为有案底而屡屡碰壁。曾经的同事疏远他，亲友对他指指点点，社会的歧视和生活的压力，让他的心理逐渐扭曲。他开始抱怨社会不公，憎恨身边的一切，认为是这个社会毁了他的前途。这种负面情绪在他心中不断积累，最终孕育出了一颗罪恶的种子。
2005 年和 2006 年，随着 “刨奔案” 的接连发生，警方通过作案地点、手法等线索，两次将高宏伟列为犯罪嫌疑人。但曾经的律师身份，让他具备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和心理素质。在接受询问时，他始终镇定自若，回答问题滴水不漏，既不承认罪行，也没有露出任何破绽。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警方只能依法将他释放。
这一次，当 “213 案件” 发生后，警方将所有线索重新整合，发现所有疑点都再次指向了高宏伟。那位被抢走手电筒的受害者，认出了高宏伟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正是自己丢失的那一个；技术部门通过 DNA 比对，确定现场遗留的头发与高宏伟的基因信息高度吻合。种种证据表明，高宏伟就是那个让整座城市陷入恐慌的 “刨奔恶魔”。
2 月 16 日，专案组正式启动对高宏伟的监控。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轮流蹲守在他的住所附近。当时的沈阳，气温低至零下 20 摄氏度，民警们躲在没有暖气的车里，裹着厚厚的棉衣，依然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不敢开空调，生怕发动机的声音引起高宏伟的警觉；不敢轻易下车，只能隔着车窗，紧紧盯着高宏伟家的大门。
五天五夜，民警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饿了就啃一口冰冷的面包，渴了就喝一口矿泉水。他们仔细记录着高宏伟的每一个举动：他每天早上 7 点出门，晚上 6 点回家，路线相对固定；他偶尔会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每次都戴着帽子和口罩，刻意遮挡自己的面容；他很少和邻居交流，走路时总是低着头，眼神警惕。
2 月 21 日 17 点，天色渐暗。高宏伟像往常一样，从外面回到家中。专案组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果断下达了抓捕命令。几名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冲进楼道，敲响了高宏伟家的房门。
开门的是高宏伟的父亲，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当他看到门口身着警服的民警时，脸上写满了疑惑：“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儿子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沈阳市公安局的，现在依法传唤高宏伟，请他跟我们走一趟。” 民警的语气严肃而坚定。
高宏伟听到声音，从客厅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儒雅，丝毫不像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看到民警的瞬间，他的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我没做什么坏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到了派出所，你自然就知道了。” 民警说完，上前将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
高宏伟没有反抗，默默地穿上外套，跟着民警走出了家门。在他被带上警车的那一刻，小区里的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议论纷纷。“这不是老高家的儿子吗？他怎么了？”“平时看着挺老实的，怎么会被警察抓呢？” 没有人想到，这个看似斯文的男人，就是那个让整座城市陷入恐慌的 “刨奔恶魔”。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立即对高宏伟的两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他与父母同住的家中，阳台的一个角落里，警方搜出了四把锤子。
一把奶头锤、一把羊角锤、一把小锤，还有一把造型奇特的自制锤。
其中那把小锤的锤头已经断裂，上面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迹，经过检验，正是受害者的血迹。高宏伟后来交代，这四把锤子都是他作案时使用的凶器，其中奶头锤因为重量适中、便于携带，是他最常用的 “武器”。
在卧室的床底下，民警还搜出了 5 个女士拎包、7 部女士手机、10 余张银行卡，以及少量美元、港币、计算器和那个被抢走的手电筒。这些物品，都是他从受害者身上抢劫得来的赃物。随后，在高宏伟的另一处住所里，民警又搜出了 7 个女士提包，里面还有一些受害者的身份证、钥匙等物品。看着这些沾满血泪的赃物，办案民警的心里充满了愤怒。
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高宏伟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在审讯室里，他不再伪装，对自己犯下的一系列抢劫杀人罪行供认不讳。
“我第一次作案是在 2005 年 3 月...。” 高宏伟低着头，声音沙哑，“当时我失业在家，手里没钱，又不想向父母要，就想着抢点钱花。看到一个女的走进楼道，我就跟了上去，用锤子砸了她的头，抢走了她的钱包。”
当民警问他为什么要专门袭击女性和老人时，高宏伟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女人和老人反抗能力弱，容易得手。我刨人不全是为了钱，主要是为了宣泄。我恨这个社会，恨所有人，我就是要让他们害怕，让他们尝尝我所承受的痛苦。”
他还交代，自己作案的地点会根据警方的侦查方向不断调整。2005 年在于洪区作案后，遭到警方调查，他就将目标转移到了铁西区；2006 年，当铁西警方注意到他时，他又跑到了皇姑区和和平区，甚至还去鞍山作过案。他通常会在一楼蹲守几个小时，听到楼上有人下楼的脚步声后，就悄悄往上走，在二楼或三楼的缓步台处装作打电话的样子，等与受害者错身而过时，突然举起锤子猛击对方的头部。“如果一下没打死，我就再补几下，直到她不动为止。” 高宏伟的语气平静得令人毛骨悚然。
让人震惊的是，高宏伟作案的总金额还不到 1 万元。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普通的上班族或家庭主妇，身上随身携带的现金往往只有几百元，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元。62 岁的张老太被他抢走 10 元钱，却付出了瘫痪在床的代价；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孩，被抢走了仅有的 200 元生活费，头部却被砸成了重伤。“钱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 高宏伟的这句话，暴露了他扭曲的心理。
高宏伟的双重性格，在被捕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外面，他是心狠手辣的恶魔；但在家里，他却扮演着 “孝顺儿子” 和 “慈祥父亲” 的角色。
高宏伟离婚后，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在父亲眼中，儿子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他每天都按时回家，从来不在外面惹事。我年纪大了，还在外面做泥瓦匠，他在家经常帮着做家务，对我和他妈妈都很体贴。” 老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疼爱的儿子竟然是一个杀人凶手。直到民警将搜出的赃物和凶器摆在他面前，老人的情绪才彻底崩溃，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畜生啊！”
其实，高宏伟出狱后就没有了正当工作，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他的父亲虽然年迈，但为了补贴家用，每天还是早出晚归地在工地上干活，根本没有时间留意儿子的异常。高宏伟将抢来的赃物藏在父母的床底下，将凶器放在阳台的角落里，两位老人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高宏伟的儿子当时 15 岁，正在上初中。在儿子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慈祥可亲的人。每天晚上，高宏伟都会坐在儿子的书桌旁，辅导他写作业、复习功课，耐心解答他的问题。警方抓捕高宏伟的时候，儿子还在一旁玩耍，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民警将高宏伟带上警车时，儿子还跑过去问：“爸爸，你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高宏伟转过头，看了儿子一眼，眼神复杂，没有说话。参与抓捕的民警后来回忆说：“那个孩子很天真，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犯下了滔天罪行。看到他的样子，我们心里都挺难受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真相。”
高宏伟家所在的小区，位于铁西区和于洪区的交界处。邻居们对他的印象大多是 “孤僻”“古怪”。“他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就算遇见了，也只是点个头就走。” 一位邻居说，“他总是戴着眼镜，低着头走路，看起来很阴沉，让人不敢轻易接近。” 得知高宏伟就是 “刨奔恶魔” 后，邻居们都感到十分震惊。“真没想到，那个让我们提心吊胆了好几年的凶手，竟然就住在我们身边。”
2007 年 10 月 18 日，距离高宏伟被捕不到 8 个月，他在羁押地因突发脑部疾病死亡。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最终没有等到法律的正式宣判。
高宏伟的死亡，让这起轰动一时的系列 “刨奔案” 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但它给沈阳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破碎的家庭，那些挥之不去的恐惧记忆，都成为了这座城市永远的痛。
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性扭曲的悲剧。他曾经拥有光明的前途，却因为一己私欲触犯法律，最终在仇恨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沦为了危害社会的恶魔。他的经历警示我们，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和不公，都不能放弃对善良和正义的坚守。一旦被负面情绪吞噬，就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会毁掉自己的人生，还会给无数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