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绕到窗户边，往里看了看 —— 厨房里，锅里的粥早已凉透，碗还放在灶台上；卧室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刚叠好的样子；丫丫的玩具熊放在枕头边，上面还沾着几根头发。“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赶紧去找张琳的婆婆。” 老王后来对民警说，“她婆婆一听就慌了，冲进屋里翻来翻去，喊着张琳和丫丫的名字，声音都哑了。”
张琳的婆婆给老高打电话时，老高正在工地上加班，手机放在宿舍充电。直到晚上八点多，他才看到未接来电，回拨过去，听到婆婆的哭声，他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他着急地问，婆婆哭着说：“琳琳和丫丫…… 不见了，家里没人，门没锁，手机钱包都在！”
老高连夜买了车票往回赶，火车上，他一夜没合眼，反复看手机里妻女的照片。张琳是他三年前娶的，她是二婚，之前跟前夫有个儿子，离婚后儿子判给了前夫。老高不嫌弃她，觉得她勤劳朴实，两个人结婚后，张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老高的父母也很孝顺。丫丫是他们的女儿，出生时才五斤多，张琳精心照顾，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每天晚上都给孩子讲故事，直到孩子睡着。
回到家后，老高把家里翻了个遍，张琳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钱包里还有三百多块钱，身份证也在里面 —— 这不是出门的样子，张琳平时出门买个菜都会带身份证。“唯一不见的就是那辆电动三轮车，是我们结婚时买的，红色的，张琳平时用它去镇上买菜，接丫丫去幼儿园。” 老高说，“我当时就想，她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不会不打招呼就走。”
老高带着村民们找了整整一个月。他们把附近的山林、镇上的市场、甚至邻县的汽车站都翻了个遍，张琳的娘家也去了好几次，可一点消息都没有。村里的流言四起，有人说张琳跟人私奔了，有人说她卷了钱跑了，还有人说她可能掉进河里淹死了。“我不信，” 老高摇着头说，“张琳不是那样的人，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磨豆浆，给我父母端过去，然后再去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给丫丫缝衣服，她怎么会丢下家走呢？”
老高去派出所报了失踪，民警们也帮忙找了，张贴了大量的寻人启事，上传到了寻人平台。启事上的张琳齐耳短发，眼睛温和，笑容腼腆；丫丫扎着马尾辫，胖嘟嘟的，怀里抱着个玩具熊。可几个月过去，没有任何消息，张琳和丫丫的失踪，成了一个谜。
专案组的民警们听完老高的话，心里都不是滋味。王队长让老高提供了张琳的 DNA 样本，和死者的 DNA 进行比对，结果显示，死者就是张琳和丫丫。“老高，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给你和孩子一个交代！” 王队长拍着老高的肩膀说，语气坚定。
接下来的几天，民警们重新调取了 2014 年 12 月 7 日前后的所有监控。张琳家附近只有一个监控探头，在村口的小卖部旁边，是店主自己装的，画面是黑白的，还经常抖动，但聊胜于无。
监控显示，12 月 7 日下午四点，张琳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家，丫丫坐在后座，怀里抱着玩具熊，看到监控时，还挥了挥手，小小的身影在画面里很模糊，但能看出孩子很开心。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
12 月 8 日凌晨两点零三分，监控拍到张琳的电动三轮车从村里开出去，往县城方向走，车灯在黑暗中像两颗微弱的星，车速很快，像是在赶什么。“奇怪，张琳为什么会在凌晨出门？” 王队长盯着监控画面说，“而且车速这么快，不像是自愿的。”
民警们反复回放这段监控，看了不下二十遍。突然，一个年轻的民警指着画面说：“王队，你看，后座好像有个人影！” 王队长赶紧凑过去，眯着眼看 —— 画面很模糊，但确实能看到后座有个黑影，半个脑袋露在外面，像是个成年人。
“难道是有人胁迫张琳？” 王队长皱起眉头，“或者是有人藏在了车上？” 他立刻下令，调取张琳家附近胡同口的监控 —— 那条胡同是张琳家到村口的必经之路，虽然没有直接对着张琳家，但能拍到路过的人。
果然，在 12 月 7 日晚上十一点二十分，监控拍到一道黑影从胡同口走进来，几分钟后又走出去，然后再一次走进胡同。从十一点二十分到凌晨两点张琳出门，这中间有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胡同里没有任何其他动静，邻居们也说没听到任何呼救声。“这两个多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队长在会议上问，“凶手应该是提前潜入了张琳家，或者在胡同里等着，胁迫张琳出门。”
民警们开始围绕这个黑影展开排查。他们拿着监控截图，挨家挨户询问胡同里的村民：“您在 12 月 7 日晚上十一点多，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或者听到什么动静？”
排查了两天，终于有个老太太说：“那天晚上我起夜，好像看到有个人从胡同里走出来，穿着深色的外套，个子挺高的，具体长什么样没看清，天太黑了。” 可这线索太模糊了，根本没办法确定身份。监控画面质量太差，黑影的轮廓都看不清楚，更别说面部特征了。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王队长分析说，“能让张琳在深夜出门，还不引起邻居怀疑，一定是她认识的人。而且凶手知道鱼塘那个偏僻的地方，说明他对这一带很熟悉。”
民警们开始梳理张琳的交际圈。张琳性格内向，平时除了买菜、去幼儿园接丫丫，几乎不出村，也不爱跟人串门。老高说，张琳的朋友很少，手机通讯录里除了老高和几个亲戚，几乎没有其他人的号码。“她跟村里的人关系都不错，从没跟谁红过脸，也没跟人结过仇。” 老高说，“我实在想不通，谁会害她和丫丫。”
民警们调取了张琳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她在 12 月 7 日当天，只给老高打了一个电话，没有和其他人联系过。“这就奇怪了，” 王队长说，“如果是熟人约她出门，她怎么会不打电话确认呢？”
就在这时，老高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张琳失踪前几天，跟我说过，想去找她前夫看看儿子。她之前跟前夫有个儿子，叫乐乐，今年六岁，离婚后判给了前夫，张琳很想孩子，经常跟我提起。”
民警们立刻找到张琳的前夫李全。李全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听说张琳遇害，他愣了半天，手里的扳手 “哐当” 掉在地上。“不可能…… 她怎么会……”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眼圈红了。
李全说，他和张琳是 2010 年离婚的，因为他经常喝酒家暴，张琳受不了才提出离婚。儿子乐乐判给了张琳，可后来他悄悄把儿子接了回来，张琳来要过几次，他都没给，两个人还差点打起来。“我知道我对不起她，” 李全低着头说，“但我真没害她，12 月 7 日那天，我一直在修车铺干活，晚上还跟几个朋友喝酒，他们都能证明。”
民警们找到了李全的朋友和修车铺的邻居，确认李全在 12 月 7 日当天确实没有离开过镇上，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那会是谁呢？” 王队长有些头疼，线索又断了。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技术员突然发现了新线索：张琳在 12 月 5 日，也就是失踪前两天，主动给一个陌生号码打了个电话，通话时间只有两分钟。“这个号码是谁的？” 王队长立刻让民警去查。
查出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很意外 —— 这个号码的主人是刘强，老高的工友，两个人一起在江苏打工，关系还不错。“我怎么不知道张琳给刘强打电话？” 老高很惊讶，“刘强去年年底不是回老家了吗？说是他哥哥生病了，要回去照顾。”
民警们很快找到刘强。刘强三十多岁，个子很高，说话很实在。他说，12 月 5 日那天，是老高让他给张琳打电话，让他帮忙捎点钱和东西回去。“老高当时手头紧，想让我先垫点钱给张琳，买点年货，我答应了，所以张琳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 刘强说，“12 月 7 日那天，我中午到的家，下午就把钱和东西给了张琳，然后就去照顾我哥哥了，晚上一直在哥哥家，没出门。”
民警们去刘强哥哥家核实，刘强的哥哥确实生病了，12 月 7 日晚上，刘强一直在家里照顾他，嫂子和邻居都能证明。线索再一次中断，专案组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发现尸体已经过去了十天，案件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王队长每天都在专案组办公室待到深夜，桌上堆满了监控录像带和询问笔录，咖啡杯里的咖啡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不能放弃，” 他对民警们说，“凶手肯定留下了线索，我们只是还没找到。”
民警们决定重新梳理监控，扩大搜索范围，把从张琳家到鱼塘沿途的所有监控都调出来，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不能放过。这一带是乡镇，监控探头很少，大部分都是小卖部或农户自己装的，画面质量参差不齐，但民警们还是耐心地看，一帧一帧地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距离鱼塘五公里的一个路口，民警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监控画面。监控显示，12 月 8 日凌晨三点零五分，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从县城方向开过来，往鱼塘方向走，驾驶座上是一个男人，穿着深色外套，用一条白色的毛巾捂着脸，只露出眼睛。车后座上，能隐约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穿着粉色的衣服 —— 和丫丫的衣服颜色一致。
“这个男人肯定是凶手！” 王队长激动地说，“张琳应该已经遇害了，他是去抛尸的！” 民警们反复看这段监控，注意到一个细节：男人的左手边放着一个粉红色的物件，形状像是一把枪。“那是什么？” 一个民警问，“会不会是射钉枪？”
射钉枪 —— 这个念头让王队长心里一紧。他之前处理过一起案件，有人用改装过的射钉枪伤人，那种枪本是装修用的工具，加装钢管和撞针后，能发射钢钉或铁砂，威力很大，足以致命。“立刻去查，附近有没有人买过射钉枪，或者改装过射钉枪！”
民警们分成小组，去镇上的五金店、装修公司询问，终于有个五金店老板说：“去年 11 月份，有个叫马强的男人来买过射钉枪，还问我怎么改装，我没告诉他，他就走了。”
“马强是谁？” 王队长立刻问。老板说，马强是附近村子的，三十多岁，之前在外地打工，去年 10 月份回的家，平时爱喝酒，脾气不太好。
这个名字让老高猛地想起了一个人：“马强？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还一起在江苏打工过，去年 10 月份，他说家里有事，辞职回了家。” 老高说，张琳失踪后，马强还挺殷勤，去车站接他，帮他调监控，陪他喝酒解闷，“我当时还挺感谢他，没想到……”
民警们立刻核查马强的信息：马强，35 岁，临沭县某村人，2008 年因盗窃被判过三年刑，出狱后在外地打工，去年 10 月辞职回家，单身，父母都不在了，一个人住。村民们说，马强平时不爱说话，但力气很大，会修理机械，附近谁家的农机坏了，都找他修。他嗜酒如命，一喝酒就脾气暴躁，经常跟人吵架，有时候还动手。
“身高呢？” 王队长问。村民们说，马强大概一米七五左右，跟监控里的男人身高差不多。
更关键的是，有个村民反映，12 月 7 日晚上，马强在村里的小卖部跟几个人喝酒，喝到半夜，还拿出一把粉红色的射钉枪炫耀，说：“这玩意儿改装过，能打铁砂，威力大得很，十里八乡没人敢惹我。” 而且那天晚上，马强穿的就是一件深色的外套，跟监控里的男人一模一样。
“就是他了！” 王队长一拍桌子，“立刻布控，抓捕马强！”
可民警们赶到马强家时，发现他家大门紧锁，已经没人了。邻居说，马强在半个月前就走了，说是去外地打工了，具体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民警们通过马强的银行卡消费记录，查到他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木器厂打工。2015 年 7 月 3 日，王队长带着几个民警，连夜赶到苏州，找到了那个木器厂。木器厂在郊区，旁边有个果园，马强平时就住在果园里的一个小屋里。
民警们悄悄靠近小屋，透过窗户，看到马强正在里面摘苹果，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啃了一口，放在桌子上。“行动！” 王队长一声令下，民警们冲了进去，马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在了地上。
“你们是谁？干什么！” 马强挣扎着喊，可他的力气再大，也抵不过几个民警。手铐铐上的那一刻，这个身高一米七五的男人腿一软，瘫在地上，反复念叨：“我错了，是酒害了我，我错了……”
审讯室里，马强一开始还抵赖，说自己没见过张琳，更没杀过人。可当民警们拿出监控画面、射钉枪的照片，还有他喝酒时炫耀射钉枪的证人证言时，马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低着头，眼泪混着鼻涕流下，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马强和老高是小学同学，2014 年 10 月，他帮老高拉玉米时，第一次见到了张琳。张琳长得清秀，性格又好，马强一下子就起了歹念。他几次趁老高不在家，去敲张琳家的门，想跟她发生关系，都被张琳拒绝了。“她每次都骂我，让我滚，我就记恨上她了。” 马强说。
12 月 5 日，老高因为盖房，借了马强五万元钱，马强心里更不平衡了：“老高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老婆，还有钱盖房，我却什么都没有。”12 月 7 日，马强请几个工人吃饭，喝了一斤多白酒，越喝越觉得不甘心，脑子里全是张琳的样子。
晚上十点多，马强揣着改装好的射钉枪，借着酒劲，翻墙进了张琳家的院子。院子里很静，只有丫丫的玩具熊放在台阶上。他走到屋门口，发现门没锁 —— 张琳可能是白天忘了锁，也可能是觉得村里安全。
马强推开门，屋里的灯还亮着，张琳正在给丫丫缝衣服，台灯的光很暗，丫丫已经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你怎么进来的？出去！” 张琳看到马强，吓了一跳，手里的针线掉在炕上。
“我不出去，今天我就要跟你好！” 马强走过去，一把抓住张琳的胳膊。张琳想喊，马强捂住她的嘴，把射钉枪顶在她的腰上：“别喊，喊了我就对娃不客气！”
丫丫被惊醒了，看到马强，吓得哭了起来：“妈妈，我怕！” 张琳赶紧抱住丫丫，眼泪流了下来：“你别伤害孩子，我什么都听你的。”
马强逼着张琳把丫丫哄睡，然后对张琳实施了性侵。事后，马强酒劲上来，脑子一片空白，只想着不能让张琳活着报警。“我怕她告诉老高，怕警察抓我，就想杀了她。” 马强说，“我让她开车送我去车站，说送我到车站就放了她和孩子，她信了。”
张琳骑着电动三轮车，马强坐在后面，手里拿着射钉枪，顶着张琳的后背。丫丫坐在中间，吓得不敢说话，只是紧紧抱着张琳的腰。三轮车在土路上颠簸，走到城郊的一片荒地时，马强让张琳停车。“你把车开到鱼塘边去，那里没人。” 马强说。
张琳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她抱着丫丫，哭着求马强：“你放了孩子吧，孩子还小，她不懂事，我给你磕头了。” 马强却不耐烦了，他一把推开张琳，拿起射钉枪，对着她的头部开了一枪。“砰” 的一声，张琳哼了一声就倒了下去，鲜血溅到了丫丫的衣服上。
丫丫吓得哇哇大哭，马强走过去，看着孩子的眼睛，心里也有点慌，但他知道，不能留下活口。“我闭着眼，又开了一枪，孩子就不哭了。” 马强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之后，马强在附近找了块青石板，用麻绳绑在丫丫的身上，然后把张琳的尸体抱进三轮车后座，推着三轮车，把车和尸体一起推进了鱼塘。“我看着车沉下去，心里才稍微踏实点，赶紧跑回了家。” 马强说，“后来老高找张琳，我还帮他找，就是想掩饰自己的罪行，可我每天都睡不着，一闭眼就看到张琳和孩子的样子。”
2016 年 5 月，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强案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马强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后为灭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马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老高经济损失 12 万元。
执行死刑的那天，老高去了法院，他想亲眼看着马强伏法。当法警宣布判决结果时，马强面无表情，似乎早就知道了结局。老高看着他，心里没有痛快，只有无尽的悲伤 —— 他的妻子和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案子破了，王队长和民警们却没有丝毫轻松。他们去过高老家几次，每次都能看到张琳的照片摆在桌子上，丫丫的玩具熊放在旁边，落满了灰尘。老高后来没有再去外地打工，留在了村里，种着那亩玉米地，偶尔会去鱼塘边坐一会儿 —— 那里已经重新注满了水，又有了鱼，可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张琳的遭遇，不是个例。在农村，像她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很多，她们扛起了农活和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却要独自面对孤独和危险。她们是家庭的支柱，却是情感和安全上的 “双重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