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温州苍南县，海风裹着鱼腥味掠过灵溪镇的石板路，街边的录像厅正放着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枪声和台词透过破旧的音箱飘出来，引得一群半大孩子扒着门框往里瞅。人群里，一个身高近一米八的壮汉叼着烟，胳膊上的肌肉把的确良衬衫撑得紧绷——他就是徐海鸥，这时候还没人喊他“海鸥哥”，但灵溪镇的混混们都知道，这小子“能打”，是块混江湖的料。
温州这地方，90年代正是民营经济疯长的年月，打火机、皮鞋、低压电器从家庭作坊里冒出来，顺着瓯江漂向全国，甚至漂到海外。外人都说“温州人精明会做生意”，可在苍南、乐清这些地方，光有精明不够，还得有“手段”——那时候的托运站、农贸市场里，总藏着些靠拳头说话的人，徐海鸥，就是从这片热土与乱象里爬出来的“土皇帝”。
好多老温州人还记得，90年代初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天生神力赛项羽，苍南灵犀称皇帝”。“灵犀”指的就是灵溪镇，而这“皇帝”，说的就是徐海鸥。现在问00后，没人知道这两句话的分量，可倒回二三十年，哪怕是菜市场卖菜的大妈，提起“徐海鸥”三个字，都得压低声音，生怕被他的人听见。这徐海鸥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又是怎么从一个晕船的渔民儿子，变成温州人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大哥的？
1961年4月，苍南县灵溪镇的海边渔村，一间低矮的木屋里，渔民徐老汉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徐家是世代渔民，靠海吃海，给孩子起名也按族谱来——到这一辈该带“允”字，于是这孩子被取名“徐允鸥”。
灵溪镇紧挨着东海，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渔港里就飘着鱼腥味，渔船的马达声、渔民的号子声混在一起，是这里最寻常的晨曲。徐老汉和妻子就靠着一艘小渔船过日子，虽然挣的是辛苦钱，但在60年代，能顿顿吃上鱼，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已经算不错了。徐老汉对徐允鸥寄予厚望，想着等孩子长大了，要么好好读书考大学，要么就跟自己学捕鱼，至少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徐允鸥打小就不是个“安稳坯子”。上小学时，他就爱跟同学打架，书包里总藏着小石子，谁要是惹了他，准得挨一顿揍。老师找家长谈话，徐老汉拿着鸡毛掸子打他，可徐允鸥梗着脖子不认错，还说“是他先欺负我的”。到了初中，他更是变本加厉，逃课去海边摸鱼、去镇上的录像厅看电影，成绩一塌糊涂。
15岁那年，徐允鸥跟老师吵了一架，摔了课本就回了家，说“这学我不上了”。徐老汉气得直跺脚，骂他“没出息”，可徐允鸥主意已定，任凭父母怎么劝，就是不肯回学校。从那以后，他就成了灵溪镇街头的“闲散人员”，每天跟几个小混混凑在一起，在街边晃悠、抽烟、看录像。
那时候的温州，港台警匪片正流行，《英雄本色》《古惑仔》这类电影，成了徐允鸥和兄弟们的“精神食粮”。录像厅里，昏暗的灯光下，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拿着双枪扫射的镜头，让徐允鸥看得热血沸腾。他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把衬衫领口敞开，走路晃着肩膀，还跟兄弟们说“以后咱们也要当大哥，让别人都怕咱们”。
徐老汉看着儿子越来越“野”，心里急得慌。他怕儿子走上歪路，就想着让徐允鸥跟自己出海捕鱼，至少能学门手艺，收收心。1978年的夏天，徐允鸥第一次跟着父亲出海。那天清晨，小渔船驶出渔港，海风越来越大，船身开始剧烈摇晃。徐允鸥站在船头，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接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他晕船了。
那一天，徐允鸥吐得昏天黑地，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帮父亲捕鱼了。傍晚回到家，他躺在床上，心里又羞愧又不服气：“祖祖辈辈都是渔民，怎么就我晕船？”他翻来覆去想原因，突然盯着窗外飞过的一只海鸥，眼睛一亮：“是不是我这名字不好？徐允鸥，‘允鸥’跟‘晕呕’谐音，难怪我晕船！”
第二天一早，徐允鸥就跟父母说：“我要改名，以后叫徐海鸥。海鸥在海上飞，肯定不晕船！”徐老汉觉得这孩子胡闹，可架不住徐允鸥坚持，最后只好默认了。可改了名字，徐海鸥还是晕船——晕船跟名字没关系，跟他的体质有关。更重要的是，徐海鸥根本不是能踏踏实实捕鱼的人，他心里装的，是录像厅里那些“大哥梦”。
从那以后，徐海鸥再也没跟父亲出海。他依旧每天跟小混混们混在一起，有时候去码头打零工，搬搬运、送送货，挣了钱就去喝酒、看录像；有时候没活干，就跟兄弟们在街头“找事”——比如跟其他混混抢地盘、收保护费。那时候的他，虽然还没加入黑社会，但已经养成了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而他的“资本”，就是那副魁梧的身材。
18岁的徐海鸥，身高已经有一米八，体重一百七八十斤，再加上他跟着镇上的老拳师练过几年南拳，力气比一般人大多了。有一次，他跟几个混混去邻镇“收保护费”，对方不肯给，还叫来十几个人对峙。徐海鸥二话不说，冲上去一拳就把对方领头的打倒在地，其他人见他这么能打，吓得不敢上前。从那以后，“徐海鸥能打”的名声，就在灵溪镇的混混圈里传开了。
后来，徐海鸥还参加了温州市的举重比赛。比赛那天，他穿着背心，露出结实的胳膊，在举重台上，他一把举起了150公斤的杠铃，赢得了第三名。站在领奖台上，徐海鸥看着台下的掌声，心里更得意了——他觉得，靠力气和拳头，一定能在温州混出个名堂。
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的民营经济越来越红火，托运业、小商品市场、参茸市场都发展了起来。可这些行业里，也藏着不少“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垄断市场，挣大钱。徐海鸥看着别人靠“抢地盘”发了财，心里也痒痒的。他知道，光靠自己一个人，成不了大事，得找一群“兄弟”，一起干。
1992年4月11日，是徐海鸥31岁的生日。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办了一场生日宴，邀请了20多个“兄弟”——这些人都是他这些年在社会上认识的混混，有跟他一起打零工的，有跟他一起练拳的，还有几个是从其他小帮派里“挖”过来的。
徐海鸥的家在灵溪镇的老街区，是一间两层的砖房。那天晚上，屋里的灯亮得通亮，桌上摆着温州特色的海鲜——梭子蟹、黄鱼、虾蛄，还有几瓶白酒、啤酒。兄弟们穿着花衬衫、牛仔裤，有的叼着烟，有的翘着二郎腿，划拳喝酒的声音此起彼伏，屋里满是江湖气。
酒过三巡，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男人站了起来——他就是陈日南。陈日南比徐海鸥小两岁，以前是另一个帮派的“军师”，脑子灵活，很会出主意。他端着酒杯，看着众人说：“兄弟们，咱们跟着海鸥哥这么多年，也打了不少架，挣了点小钱，可总这么散着干，成不了气候。现在温州的生意这么好，托运、参茸、海鲜，哪一行不挣钱？我看，咱们不如联合起来，推海鸥哥当大哥，一起做大事，以后咱们都是温州的‘大人物’！”
陈日南的话刚说完，屋里就炸开了锅。有人起哄：“好！我听海鸥哥的！”有人说：“对！一起干，挣大钱！”还有人担心：“要是被警察抓了怎么办？”徐海鸥看着兄弟们的反应，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他站起来，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摔：“兄弟们，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我徐海鸥就当这个大哥！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一口吃的！谁要是敢欺负咱们兄弟，我第一个不答应！”
接着，徐海鸥当场任命：陈日南当“二哥”，负责出谋划策；叶鹏、许明普当“打手头目”，负责带兄弟们“办事”；还有几个人负责管理财务、联系生意。一个以徐海鸥为核心的犯罪集团，就这么在一场生日宴上诞生了。
这个集团的“根据地”，就是徐海鸥开的一家托运部。那时候的温州，托运业很火——小商品要运到全国各地，都得靠托运部。徐海鸥的托运部，表面上是正规生意，实际上却靠暴力垄断了灵溪镇的部分托运业务。比如，有商家想找其他托运部发货，徐海鸥的手下就会去“找麻烦”——要么砸了商家的货，要么威胁托运部的老板，让他们不敢接生意。久而久之，灵溪镇的不少商家，都只能找徐海鸥的托运部发货，而他则从中赚取高额的运费。
集团成立后，徐海鸥的胆子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大。他知道，要在温州站稳脚跟，光靠自己的兄弟们还不够，还得“打通关系”——也就是找“保护伞”。那时候，苍南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郭炳忠、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宝爱，成了徐海鸥的“目标”。
徐海鸥经常请郭炳忠、张宝爱吃喝玩乐，送他们烟酒、海鲜，有时候还会送现金。有一次，郭炳忠家装修，徐海鸥直接派手下送去了几万块钱，还帮着找了装修队。张宝爱喜欢喝茶，徐海鸥就托人从福建买了上好的铁观音，送到他家。一来二去，郭炳忠和张宝爱就成了徐海鸥的“保护伞”——每当徐海鸥的托运部被查，或者有人举报他，郭炳忠和张宝爱就会出面“摆平”，要么让手下的人“放水”，要么把举报信压下来。
有了保护伞，徐海鸥更是肆无忌惮。他的集团不仅垄断托运业务，还开始涉足其他行业——比如海鲜市场、参茸市场。只要是能挣钱的生意，他都想插一脚，而手段只有一个：暴力。
1992年下半年，徐海鸥的集团出了一件事——他的两个手下，因为在福鼎县赌博，跟当地的混混起了冲突，被对方扣了下来。福鼎县属于福建省，离苍南很近，那时候福鼎的“福鼎肉片”还没火遍全国，但当地的混混也很“横”。
徐海鸥听说自己的兄弟被抓了，当场就火了：“敢动我的人？不想活了！”他立刻召集了20多个手下，每个人都拎着砍刀、钢管，坐着几辆面包车，直奔福鼎县。
到了福鼎，徐海鸥的人直接找到了当地混混的“据点”：一家小赌场。双方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对方领头的混混看着徐海鸥的人，嚣张地说：“你们是苍南来的？敢管我们福鼎的事？”徐海鸥没跟他废话，挥了挥手，手下的人就冲了上去。一时间，砍刀挥舞的声音、惨叫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混在一起。福鼎的混混没想到徐海鸥的人这么能打，没一会儿就败下阵来，只好把徐海鸥的两个兄弟放了。
这件事之后，徐海鸥在福鼎也出了名。当地的混混听说“苍南的徐海鸥”来了，都吓得躲着走。徐海鸥趁机把自己的托运部开到了福鼎，垄断了福鼎到温州的部分托运业务。有时候，福鼎的商家想发货到温州，还得托人找徐海鸥“打招呼”，不然根本发不了货。
1992年底，徐海鸥把目光投向了苍南县的参茸市场。苍南县的参茸市场，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参茸集散地，90年代初，东北人参、鹿茸的价格很高，做参茸生意的商家都赚了不少钱。而灵溪镇的参茸市场，更是苍南县的“黄金地带”——这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交易量很大。
但这个市场，早就有“主人”了——那就是郑道兴的“冷冻厂帮”。郑道兴比徐海鸥大几岁，以前是苍南县冷冻厂的工人，后来拉了一群人，靠暴力垄断了参茸市场的部分生意，大家都叫他们“冷冻厂帮”。郑道兴也是个狠人，在参茸市场经营了好几年，手下有不少兄弟，商家们都不敢得罪他。
徐海鸥想在参茸市场分一杯羹，自然就跟郑道兴的冷冻厂帮对上了。1993年初，徐海鸥在参茸市场开了一家药品商行，专门卖人参、鹿茸。他的商行一开张，就用低价吸引客商，这让郑道兴很不满——徐海鸥的低价，抢了他的生意。
没过多久，矛盾就爆发了。1993年3月，一批东北人参运到了参茸市场，这批人参品质好，数量多，要是能拿到手，肯定能赚大钱。徐海鸥和郑道兴都想抢这批人参，谁也不肯让步。
郑道兴先下手，派手下把这批人参扣了下来，还放话说：“谁敢跟我抢，就别怪我不客气！”徐海鸥听说后，立刻召集了100多个手下，每个人都拿着砍刀、钢管，赶到参茸市场。郑道兴也不甘示弱，召集了80多个兄弟，在市场里跟徐海鸥的人对峙。
那天的参茸市场，到处都是人，砍刀、钢管在太阳下闪着光，客商们吓得纷纷关门，不敢出来。徐海鸥站在人群前面，对着郑道兴喊：“郑道兴，把人参交出来，不然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郑道兴也不含糊：“徐海鸥，这是我的地盘，你敢撒野？”
双方眼看就要打起来，苍南县的工商、公安部门赶来了。原来，有人怕出大事，偷偷报了警。官方人员在中间调解，劝双方各让一步。徐海鸥看着警方的人，心里知道，现在动手肯定会被抓，于是就借坡下驴，说：“既然官方出面，我就给个面子，但这批人参，我得要一半。”郑道兴也知道，徐海鸥的势力越来越大，自己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只好同意了。
这次冲突之后，郑道兴知道，自己不是徐海鸥的对手。他的冷冻厂帮，无论是人数还是战斗力，都比不上徐海鸥的集团。没过多久，郑道兴就带着手下，退出了参茸市场。徐海鸥顺利接管了整个市场，还成立了一家“参茸交易所”。
这家交易所，名义上是为了规范市场交易，实际上却是徐海鸥敛财的工具。他规定，所有在参茸市场做生意的商家，每个交易周期，都要给交易所上交每公斤两块钱的手续费。那时候的两块钱，可不是小数目——90年代初，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百块。而参茸交易，都是按吨算的，比如一个商家一个月交易10吨人参，就要交2万块钱的手续费。
商家们都不愿意交这笔钱，可谁也不敢反抗。有个商家私下抱怨了几句，说“这手续费比国家的税还高”，结果被徐海鸥的手下知道了。当天晚上，这个商家的商行就被砸了，人参、鹿茸撒了一地，商家还被打了一顿。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抱怨了，大家都私下里叫徐海鸥“地下税务局”——因为他收的钱，比国家收的税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