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登的语气带着一种边疆政治家特有的直率，“我们需要自己的声音，需要能够直接影响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决策！”
他对亚瑟提出的争取更大外交咨询权和区域防务自主权的建议，表示了毫无保留的支持。
然而，在帝国特惠制问题上，塞登的态度则略显微妙。
新西兰的经济结构比澳大利亚更为单一，对英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个有保障的帝国市场对其农产品出口至关重要。
“原则上我们支持自由贸易，”塞登谨慎地表示，“但任何可能损害我们羊毛和乳制品稳定出口的安排，我们都必须仔细权衡。”
亚瑟理解塞登的顾虑，他并没有强求完全一致。
他强调，反对的是强制性的、统一的关税壁垒，而非自愿的、互惠的双边协议。
他暗示，未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可以率先签署更紧密的自由贸易协定，共同开拓亚洲市场，以此来减少对英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这个提议引起了塞登的浓厚兴趣。
最复杂和敏感的，是与南非代表的接触。
布尔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南非联邦尚未正式成立，代表其出席伦敦活动的，是来自开普殖民地的路易·博塔。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战后重建、弥合布尔人与英裔之间的裂痕，以及处理与伦敦之间因战争而变得极其复杂的关系。
亚瑟选择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场合，一次由某位同情布尔人的英国贵族举办的慈善晚宴上，与南非代表进行了一次非常低调的、几乎不引人注意的交谈。
他没有直接谈论帝国会议的议题，而是首先表达了对南非战后重建的同情与支持，并提及澳大利亚在布尔战争中士兵的牺牲，以此建立情感上的联系。
他小心翼翼地分享了澳大利亚在争取财政自主权方面的一些经验，暗示一个统一的、内部和解的南非，未来同样需要在帝国体系内争取更大的经济自主空间，以服务于自身的重建和发展。
他没有强求对方立刻站队，只是播下了一颗合作的种子，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在未来帝国会议的框架下，与其他自治领一道，共同维护所有成员的合理权益。
南非代表对此反应谨慎，但对亚瑟释放出的善意和对他们困境的理解表示感谢，并同意保持私下沟通。
这些会晤，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亚瑟利用各种偶然的机会，例如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在赛马场的看台上、甚至在前往某个乡村庄园度周末的火车上，与目标人物进行看似随意的交谈。
他从不留下任何书面记录，沟通的内容也仅限于核心幕僚知晓。
他知道，伦敦的情报机构并非摆设，任何公开的串联行为都可能引起政府的警惕，甚至招致张伯伦等强硬派的反制。
通过这一系列穿针引线的秘密外交，亚瑟成功地在帝国权力交接的混乱期，利用各自治领对伦敦离心力增强的普遍趋势，初步构建起了一个以维护共同利益为目标的非正式统一战线。
这个阵线的核心诉求清晰而一致：反对强制性的帝国经济一体化，争取更大的财政和贸易自主权，提升在帝国安全与外交决策中的发言权。
虽然在具体策略和利益侧重上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向伦敦施压，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各自的目标。
亚瑟，凭借着澳大利亚日益增长的国力、他本人在伦敦的特殊身份以及超前的战略眼光，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初生的自治领集团的核心协调者和事实上的领导者。
他不仅为澳大利亚争取到了关键的盟友，更为重要的是，他正在悄然改变着未来英联邦内部的力量格局。帝国会议，将不再是伦敦对殖民地发号施令的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