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的阴云，如同无法驱散的瘟疫，开始在这些因联邦而兴起的新兴工业区蔓延。曾经机器轰鸣的厂房，变得死寂。崭新的机器，被法院以废铁的价格廉价拍卖，然后被麦克阿瑟的关联公司，用极低的价格悄悄买走。成百上千的工人再次失业，他们拖家带口，离开那些曾给予他们希望的小镇，重新踏上了寻找工作的，充满未知的道路。
那些曾经被《澳洲先驱报》连篇累牍报道的创业明星们，一个个地从天堂坠入了地狱。他们的故事，不再是激励人心的传奇，而变成了酒馆里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和商人们口中告诫后辈的、关于风险与天真的反面教材。
市场的信心，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开始急剧动摇。
《悉尼晨报》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他们不再进行直接的政治攻击，而是刊登了一系列由资深经济分析师撰写的冷静客观的文章。
“……必须承认，总督殿下推动工业化的热情值得肯定，但热情不能取代经济规律。”一篇广为流传的社论这样写道，“近期一系列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一个尚未成熟的市场里，过度依赖国家信贷和政府订单，无异于将建筑建造在沙滩之上。事实证明，只有那些经历过市场残酷考验、拥有深厚根基的传统企业，才是澳大利亚经济真正的稳定器。”
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字提到阴谋，但所有的结论，都巧妙地将责任，引向了亚瑟的激进政策和皇家银行的无能。关于澳元背后存在巨大泡沫、联邦的繁荣只是虚火的谣言，开始沉渣泛起。
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曾经将积蓄投入联邦主权债券的市民，那些曾经为新兴企业的崛起而欢呼的民众，他们的心中，第一次，被种下了一颗名为恐惧的种子。
这股恐慌的寒流，最终汇集成了几十份措辞急切的电报，从各个地区的皇家银行分行，雪片般地飞向了堪培拉，堆在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的办公桌上。
深夜，马歇尔教授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巨大的澳大利亚地图前。他手中拿着一把红色的别针。每收到一份确认破产的报告，他就在地图上，那个企业所在的位置，插上一枚。
短短两个月，地图上已经布满了近二十个鲜红的、如同伤口般的标记。它们集中在新兴的铁路沿线和矿区周边，形成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死亡地带。
这位一生都与冷静的数字和理性的模型打交道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从这些冰冷的标记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属于阴谋和屠杀的血腥味。
这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不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正常的市场淘汰，是随机的，是分散的。而眼前的这一切，呈现出一种清晰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性。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用账本和合同，代替了枪炮和刺刀的战争。
马歇尔教授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堪培拉宁静的夜空。他知道，他不能再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这些报告进行分析了。他必须亲自去那些战场上看一看。他要去解剖那些尸体，从它们的伤口中，找到那把看不见的、致命的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