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受降机制：规避“战俘”概念，弱化侵略责任 为避免刺激日军情绪、减少遣返阻力，国民党政府对投降日军的称谓与机构设置进行了“去对抗化”处理：将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赋予其“协助善后”的职能，而非单纯的“战俘管理机构”；对投降日军官兵，始终避免使用“战俘”、“俘虏”等带有屈辱性的称谓，而是以“投降官兵”、“侨民”区分，甚至允许其保留部分指挥体系，协助处理遣返事务。
2、这种“温和处置”的背后，既有对“快速稳定占领区秩序”的考量（担心日军顽抗增加统治成本），也有隐性的政治意图——通过对日军的“宽容”，争取其在“后续对抗共产党”中保持“中立”，甚至幻想利用日军残余力量（如部分未遣返技术人员）服务于自身统治。
3、 遣返政策：“人性化”表象下的资源妥协 在日军遣返环节，国民党政府制定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允许日军官兵除随身衣物、日用品外，携带三十公斤行李及限定金额现金（侨民一千日元、军人五百日元），远超当时国际惯例中的“战俘携带标准”；同时协调船舶、铁路资源，分批次将日军及侨民从中国战区（含大陆、台湾、越南北部）遣返回日本，仅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就遣返日军官兵一百二十三万余人、侨民八十余万人。
这种“人性化”政策看似体现“战后和解”，实则暗含对日军“隐性资源”的妥协——部分日军在投降时控制着工厂、矿山、铁路等关键资产，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宽松遣返”换取日军“和平移交资产”，避免其在撤退前蓄意破坏。但事与愿违，部分日军仍在遣返前损毁设备、转移物资，而国民党的“妥协”也引发国内舆论不满，认为其“对侵略者过于纵容”。
4、资产接收：利益争夺导致的“接收乱象”日军在华经营数十年，留下大量不动产（房屋、土地）、工业设施（工厂、矿山）、金融机构（银行、仓库），这些资产成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夺的“肥肉”。
5、为统筹接收，国民党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及各地方接收机构，但权力分散、利益交错导致接收过程混乱不堪：
1）、派系争夺：中央派系（如系、政学系）与地方军阀（如阎锡山、李宗仁）各自为政，甚至动用武力争夺工厂、银行控制权。例如在上海，国民党“上海接收委员会”与“军统接收组”因争夺日军纱厂，爆发武装冲突，最终导致部分工厂停产数月。
2）、贪腐丛生：部分接收官员以“清查资产”为名，中饱私囊，将日军遗留的黄金、珠宝、布匹等物资据为己有，甚至低价变卖工厂设备，导致大量战略资产流失。当时民间流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正是对“接收乱象”的讽刺；
3）、处置低效：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大量日军遗留的工业设备因“无人看管”锈蚀损坏，或因“派系推诿”无法复产，反而拖累了战后经济恢复——这与国民党“借接收提振经济”的初衷完全背离。
三＞、见·内部权力调整与战略部署：
以“军事调动”巩固统治根基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深知“军事控制”是掌握战后主导权的核心。他迅速搁置内部矛盾，以“接收沦陷区”为名，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与权力整合，试图将国民党的统治触角重新延伸至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的华东、华北、东北等核心区域。
1、紧急军事调动：七十八个师的“战略卡位”八月十五日当天，蒋介石即签发二十二道特急令，调动全国七十八个师（约一百五十万人）向华东（上海、南京）、华北（北平、天津）、华中（武汉、长沙）等沦陷区移动。这些部队中，既有长期在西南大后方休整的嫡系部队，也有从滇缅战场调回的远征军，其核心目标是“抢先接管日军据点，控制交通线与战略要地”。
例如，命令汤恩伯部从江西向上海、南京推进，接收京沪杭核心区域；命令胡宗南部从陕西向华北进发，抢占北平、天津；命令杜聿明部暂缓驻印军回国，转而向云南、越南边境集结，计划接收越南北部的日军投降（实则为“防范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同时切断共产党与东南亚革命力量的联系）。
这种“闪电式调动”，本质是国民党对“战后权力真空”的快速填补——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敌后建立大片根据地，蒋介石试图通过军事优势，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压缩至偏远区域，为后续“独占中国”奠定基础。
2、政策整合：《沦陷区紧急处置纲要》的统治框架 为配合军事调动，蒋介石迅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制定《沦陷区紧急处置纲要》，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确立“接收统治”框架：
1）、政治上：要求沦陷区“立即恢复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构”，取缔抗战时期日军扶持的傀儡政权（如汪伪政权），同时严厉禁止“非国民党认可的政党、团体”开展活动，隐性限制共产党在沦陷区的合法存在；
2）、经济上：规定“日军遗留资产由中央统一接收”，地方政府仅负责“协助清查”，试图将核心经济资源收归中央（实则为嫡系派系掌控）；同时发行“法币”兑换沦陷区流通的“伪币”，但兑换比例（一比二百）严重失衡，导致沦陷区百姓财富大幅缩水，引发强烈不满；
3）、社会上：要求“清查沦陷区人员背景”，对曾在伪政权任职、与日军有过合作的人员“区别处置”，但实际执行中因“派系包庇”，大量汉奸、伪军头目仅被“象征性惩罚”，甚至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地方官员”，引发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3、舆论塑造：《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同胞书》的矛盾表达九月三日，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同胞书》，在强调“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报复、不污辱日本人民”的同时，也暗含对“战后秩序”的主导诉求。
他在文中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却对“如何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等核心问题避而不谈，仅模糊提及“全国团结”。这种“避重就轻”的表述，引发部分国民党内部将领的不满。
例如阎锡山公开批评：“对日本‘以德报怨’是仁，但对国内‘不分是非’是昏！”——阎锡山的批评并非反对“对日政策”，而是担忧蒋介石“过度关注国际形象”，忽视了“内部权力整合”的紧迫性，尤其是对共产党的“纵容”可能威胁国民党的统治。
4、与共产党的权力博弈：依赖美国支持的“排他性”争夺 国民党深知，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完全掌控战后中国，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发展至一百二十余万人，且在敌后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因此，国民党将“争取美国支持”作为核心策略，试图通过美国的政治认可与军事援助，压制共产党的受降权与发展空间，构建“国民党独占统治”的格局。
1）、争取美国“唯一合法受降方”的认可 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魏道明、军事顾问史迪威（后为赫尔利），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明确“国民党为中国唯一合法受降方”。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采纳这一诉求，在八月十五日的声明中称：“美国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有在华日军应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这一表态直接限制了共产党的受降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所有日军应向同盟国指定的受降方投降”，而美国将“指定权”单方面赋予国民党，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虽包围大量日军据点，却无法合法受降，只能通过“军事压力+政治劝说”迫使日军缴械（如高邮战役中，共产党军队对拒降日军的攻坚）。
国民党的这一策略，本质是“借外部权威压制内部对手”，但也暴露了其“无法通过自身实力赢得民心”的短板——美国的支持虽赋予其“法理优势”，却无法阻止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影响力扩张。
2）、东北博弈：“美国托管区”计划的落空尝试 东北作为战后中国工业最集中、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区域，成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的核心。国民党深知自身力量难以快速进入东北（抗战时期东北被日军长期控制，国民党势力薄弱），遂与美国达成秘密协议：计划将东北作为“美国托管区”，由美军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日军资产，同时阻止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力量进入。
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军舰队抵达大连港，试图登陆协助国民党接收，但遭到苏联（当时占据东北）与共产党的联合反对——苏联以“雅尔塔协定”中“东北应由中国政府接收，但需尊重苏联利益”为由，拒绝美军登陆；共产党则迅速派遣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东北，抢占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控制工业设施与交通线。“美国托管区”计划的落空，成为国民党战后战略的重大挫折——东北最终被共产党掌控，不仅获得了重要的工业基础，更成为后续“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而国民党的这一尝试，也暴露了其“依赖外部势力、忽视民众意愿”的政策局限，最终失去了对东北的主导权。
四＞、见·战略活动的影响：战后格局的“埋下隐患”
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的一系列活动，虽短期内巩固了其“执政党”地位，却也为后续的政治危机埋下伏笔：
1、内部矛盾激化：受降中的“资产争夺”加剧了国民党派系分裂（中央与地方、嫡系与非嫡系），贪腐现象严重损害了其执政公信力；
2、民心流失：对日军的“过度宽容”“接收乱象”、“货币掠夺”等政策，让沦陷区百姓对国民党的“统治能力”产生质疑，而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推行的“减租减息”、“公平接收”等政策，反而赢得更多民心；
3、国共矛盾公开化：依赖美国支持、压制共产党受降权的做法，彻底打破了“战后合作”的可能，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最终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场战争的根源，早已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后的战略布局中埋下。
从历史视角看，国民党的战后活动始终围绕“维护独裁统治”展开，却忽视了“民心向背”这一核心。其对日军的“以德报怨”未能换来国际形象的提升，反而因内部贪腐与排他性博弈，最终失去了战后中国的主导权。而这场“胜利后的战略失误”，也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崩溃的重要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