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0日的重庆，寒风卷着细雨，打在曾家岩“悦来茶馆”的木质门脸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
头部新添一块无头发大疤的赵山，裹紧了身上洗得发白的棉袍，手里捏着一枚磨得光滑的黄铜烟嘴。
这是他与陈默约定的接头信物，烟嘴内侧刻着极小的“山”字，是陈默当年为他亲手刻下的。
他站在茶馆斜对面的巷口，目光紧紧盯着门口挂着的“寒鸦木牌”。
按预定方案，只要看到木牌，就说明陈默或组织的人已在此等候，可他从清晨等到黄昏，木牌始终没有出现，只有来来往往的茶客，偶尔投来几道异样的目光。
赵山不仅是陈默的“养父”，还实是南京地下党的资深特工。
1926年陈默潜入复兴社，1927年地下组织安排了新联络人赵山，陈默名义上“养父”，他的真实身份是陈默的义父。
赵山也是国民党的资深特工，当年他以“洋行经理”身份加入秘密情报组，担任经济情报科长，在上海、南京为秘密情报组获取了大量经济情报，同也为陈默打过掩护，协助过陈默传递过情报。
后来，他奉命带两名队员深入浙江山区腹地，秘密侦查日本特务的重要设施，不幸被日特察觉，与十几个日特分子队伍遭遇，在火拼中两队员牺牲，他也头部遭受重伤，昏迷不醒。幸好遇到了一上山采药的老药农，将他藏于秘密山洞并及时救治，才保住了一条命。
但头部重伤，导致他记忆不清，一直在深山中休养。
在撤离途中，与地下党组织和秘密情报组都失去了联系，他的身份证明和个人物品在战斗中丢失毁坏。唯一能证明身份的，只有这枚黄铜烟嘴和与陈默约定的接头方案。
前一段终于恢复了记忆，他谢过了救命的老人。出了山得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已无必要再去上海南京。而后，他辗转十几日，才抵达重庆。
“老乡，躲雨啊？”一名挑着担子的货郎路过巷口，笑着问道。
赵山摇摇头，目光依旧没有离开茶馆——他不敢轻易上前询问，更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南京沦陷后，复兴社在重庆大肆排查“滞留人员”，尤其是像他这样“无身份证明、与组织失联”的人，一旦被复兴社抓住，轻则严刑拷打，重则被认定为“日伪间谍”直接处决。
就在赵山焦灼不安时，两名穿着复兴社制服的特务走进了茶馆。
他们四处张望，目光在茶客身上逐一扫过，最后停留在巷口的赵山身上。
赵山心里一紧，下意识地转身走进巷深处，假装整理棉袍，实则将黄铜烟嘴塞进袖口——他知道，复兴社的排查开始了，这里不能久留。
傍晚时分，雨渐渐停了。
赵山见茶馆门口依旧没有木牌，只能按备用方案，朝着磁器口“宝昌隆”杂货店走去。
路上，他看到街角贴着一张“通缉令”，上面印着几名“疑似日伪间谍”的照片，其中一人的罪名是“南京沦陷时未及时转移，涉嫌通敌”——这让他更加警惕，脚步也加快了几分。
“宝昌隆”杂货店位于磁器口的老街深处，老板是一名姓王的中年男子，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柜台后算账。
赵山走进店门，假装挑选茶叶，压低声音说道：“老板，有碧螺春吗？”——这是他与陈默约定的备用暗语，完整的暗语是“有碧螺春吗？要去年的雨前茶”，可他不敢说完整，怕遇到的不是组织的人。
王老板抬头看了赵山一眼，目光在他的棉袍和袖口上扫过，语气平淡：“碧螺春卖完了，只有龙井。”
赵山心里一沉——这不是约定的回应，说明王老板可能不是组织的人，或者这里已被复兴社监控。
他尴尬地笑了笑，转身快步走出杂货店，心里满是绝望——他不知道陈默是否安全抵达重庆，也不知道组织的联络点是否暴露，如今的他，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被风浪吞没。
回到临时栖身的破庙，赵山坐在稻草堆上，取出黄铜烟嘴，借着微弱的月光摩挲着。
烟嘴上的“山”字清晰可见，仿佛能看到陈默当年刻字时的模样。
他想起陈默潜伏复兴社的艰辛，想起南京地下党牺牲的同志，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找到陈默，不能让他们的努力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