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晨雾还没散尽，临时情报站的电报机就“滴滴答答”地疯响，像是要把土坯房的墙震塌。
陈默捏着刚译完的战报，指尖的墨渍蹭在纸页上，晕开“三路合围扑空，红军主力无踪”几个字——这是国民党军二次“围剿”的首份战报，何应钦亲批的“急件”，字里行间全是气急败坏的潦草。
窗外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陈默飞快地把战报折起，塞进《佩文诗韵》的书页里，又将那份标注着“凌晨三点→五点”的错译记录，压在军统的译电本底下。
刚做完这一切，门就被撞开，戴笠披着黑呢大衣，脸色比屋外的雾还沉，身后跟着两个挎枪的卫兵，皮鞋踩在泥地上，溅起的水花沾湿了裤脚。
“陈默，战报呢？”戴笠没坐，径直走到桌前，烟斗在指尖转着圈，眼神扫过桌上的译电本，“何应钦说三个师围了个空，红军连影子都没见着？”
陈默递上战报，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懊恼：“老师，确实如此。东路军凌晨五点赶到兴国时，红军的阵地早空了，只留下几顶破帐篷；西路军去宁都，连灶台都是凉的——看样子，红军至少提前两三个小时转移了。”
戴笠接过战报，目光像刀子似的刮过“凌晨五点总攻”几个字，突然把战报摔在桌上：“不对劲！之前侦察说红军主力在赣南扎营，怎么会突然转移？是不是情报传递出了问题？”他弯腰拿起译电本，指尖划过陈默当初标注的“密钥干扰”批注，眉头拧成了疙瘩，“你说当时有日军电台干扰，还核对了三遍？”
陈默心里一紧，后背却挺得笔直：“是！老师您看，这是当天的密钥表，‘三’和‘五’的字码只差两位，而且凌晨两点到四点，日军的干扰电台一直在频段上乱发信号，译电时断时续，我怕出错，特意让译电组的人复核了两次，才敢把‘五点’报给何将军。”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译电组的签字记录，上面歪歪扭扭签着三个名字——都是他提前安排好的人，就算戴笠去查，也只会说“当时确实有干扰”。
戴笠翻着记录，烟斗的火星烧到了烟丝，他却没察觉。
站在旁边的于副官突然插话：“老板，会不会是陈处长……”
话没说完，就被陈默打断：“于副官这话是什么意思？译电时你全程守在门外，译完我第一时间就去了指挥部，要是我有问题，何将军能放过我？再说，我要是想泄露情报，直接把‘三点’报出去就是，何必费尽心机错译？”
这话戳中了要害——戴笠最忌恨“通共”，但也最看重“逻辑”。
陈默的错译，看似让红军得了便宜，可从流程上看，全是“客观原因”：密钥相似、日军干扰、前线复核滞后，每一步都有记录，半点挑不出“主观故意”的痕迹。
戴笠的脸色缓和了些，把译电本扔回桌上：“我不是怀疑你，是这事太蹊跷。二次围剿花了这么多钱，调了8个师，结果连红军的边都没摸着，委员长那边我没法交代。”
他坐下来，端起陈默递来的茶，抿了一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
陈默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往前凑了凑，语气诚恳：“老师，依我看，不是人出了问题，是流程出了问题。现在咱们的指令传递，是‘前线发报→情报站译电→指挥部执行’，中间缺了个‘统一复核’的环节。就像这次，前线发报时没标注‘密钥风险’，我译电时发现了，却只能自己复核，没法立刻跟南京的密钥室确认，等报给何将军，早就错过了纠正的时间。”
他一边说，一边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就写好的“流程优化方案”，摊在戴笠面前：“我建议，建立‘三级复核制’：第一级，前线发报必须标注‘密钥风险等级’；第二级，情报站译电后，立刻用加密频道同步给南京密钥室，双方交叉复核；第三级，复核无误后，由情报一处统一发往指挥部——这样一来，就算有干扰或密钥相似，也能及时发现，不会再出‘错译’的事。”
戴笠盯着方案，指尖在“情报一处统一发往指挥部”几个字上敲了敲：“你想让情报一处牵头？”
“不是我想，是只有情报一处能担这个责。”
陈默语气坚定，“老师您知道，情报一处负责汇总前线所有密电，最熟悉各部队的频段和密钥规律，由我们牵头，既能提高效率，又能避免各情报站各自为政、重复出错。这次要是有这个流程，我肯定能第一时间发现‘三点’和‘五点’的偏差，何将军也不至于扑空。”
这话说到了戴笠的心坎里。
他早就想把情报传递的主动权攥在手里，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理由。
陈默的方案，看似是“补漏洞”，实则是帮他把分散的译电权，收归情报一处——而陈默是他一手提拔的，情报一处由他管，相当于戴笠直接掌控指令传递的全流程。
“这个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