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初的广州，秘密情报组的晨雾还未散尽，陈默就被戴笠的贴身警卫叫到了办公室。
推门而入时，戴笠正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着军校制服的年轻学员，眉眼间带着几分英气。
“知道叫你过来做什么吗？”戴笠转过身，将照片递给陈默，语气比往常温和了几分，却依旧带着审视的意味。
陈默接过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学员江枫，步兵科三班，籍贯湖北黄冈”。
他心里快速回忆——江枫这个名字，在之前整理的“进步倾向学员名单”里出现过，标注的理由是“多次借阅《资本论》，与校外进步人士有书信往来”，但一直没有实际参与学运的证据。
“戴先生，是要调查江枫学员？”陈默语气平稳，没有多余的猜测。
“没错。”戴笠走到办公桌前，拿出一份档案，“有人举报他近期与武汉来的共党联络员接触，你去跟踪他，记录他的行踪、接触人员，尤其是和校外人员的往来，三天后给我报告。记住，这是秘密任务，除了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秘密任务”四个字，让陈默心里一凛——这不仅是任务，更是戴笠对他的信任测试。
之前的工作虽获认可，但戴笠始终没有完全放下戒心，这次让他单独执行秘密跟踪，既考验他的能力，也试探他的忠诚度。
“明白，戴先生。我一定详细记录，不泄露任何信息。”陈默接过档案，郑重承诺。
走出办公室，陈默没有立刻去军校，而是先回组织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巧的黑色笔记本。这是他专门用于秘密任务的记录册，每页都标注了时间栏、地点栏、事件栏，甚至留有“备注观察”的空白处。
他知道，这次跟踪不能像之前那样“留有余地”，必须细致到每一个细节，才能让戴笠满意；但也不能“主观臆断”，必须基于事实记录，避免被怀疑“刻意构陷”。
当天上午，陈默换上一身军校教员的灰色制服，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伪装成“教务处查课人员”，在步兵科教学楼外等候。
上午10点，江枫从教室出来，独自一人走向军校图书馆。
陈默远远跟着，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书籍专区停留了20分钟，借阅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期间没有与任何人交流。
下午2点，江枫离开军校，乘坐黄包车前往城南的“文轩书店”。
陈默换乘另一辆黄包车，在书店斜对面的茶摊坐下，看到江枫从书店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门口一个穿蓝色短衫的男子。
他快速在笔记本上记录：“14:30，江枫至文轩书店，交信封予蓝衫男子，身高约175，左脸有痣，穿黑色布鞋。未交谈，男子接信后步行离开。”
接下来的两天，陈默依旧保持着“客观记录”的原则：江枫每天的行程规律——军校、图书馆、书店三点一线，接触的人员除了同学、书店老板，就是那个蓝衫男子，但每次接触都只是“交信封\/接信封”，没有任何语言交流，也没有出现“秘密聚会”“传递敏感文件”等异常行为。
期间，他甚至刻意观察江枫的细微动作：递信封时是否有暗号手势（没有，只是普通递接）、接信后是否立刻销毁（没有，将信封放进公文包）、与蓝衫男子是否有眼神交流（有，但只是短暂对视，无异常）。这些细节，他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既不夸大，也不遗漏。
第三天晚上，陈默将整理好的报告交给戴笠。报告分为“每日行踪记录”“接触人员分析”“异常行为评估”三部分：
行踪记录：详细列出每天的时间、地点、事件，附上手绘的路线图；
人员分析：标注蓝衫男子的外貌特征、接触频率，注明“未查明身份，疑似书店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