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那三道冰冷的忙音，如同三把锈蚀的锁，彻底封死了我通往过去世界的门。赵强的推诿，刘薇的“无奈”，李哲那带着愧疚的拒绝……这些声音像鬼魅一样，在我昏沉的脑海里反复回响，交织成一曲名为“众叛亲离”的残酷交响乐。
我握着那部耗尽了我最后三块钱希望的诺基亚手机，像握着一块冰冷的墓碑，僵立在城中村嘈杂的街头。午后的阳光透过密集的“握手楼”缝隙，投下支离破碎的光斑，非但不能带来暖意，反而像无数双嘲弄的眼睛，注视着我的狼狈与绝望。
口袋空了。
胃袋空了。
心，也仿佛被掏空了，只剩下一片呼啸而过的、冰冷的荒原。
饥饿感不再仅仅是胃部的灼痛，它已经蔓延至四肢百骸，带来一种深入骨髓的虚弱和眩晕。冷汗不知何时浸湿了那件廉价的t恤，黏腻地贴在皮肤上，被偶尔穿堂而过的、带着霉味的风一吹，激起一阵阵无法抑制的寒颤。
我知道，这是身体在发出最后的、不容忽视的警报。
我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像一具被无形丝线操纵的木偶，麻木地挪回那间位于六楼的陋室。每上一层台阶，都感觉肺部像破风箱一样艰难地拉扯着。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房间里闷热、潮湿、污浊的空气瞬间将我包裹，几乎令人窒息。
我甚至没有力气走到床边，就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粗糙的水泥墙。汗水顺着额角滑落，滴进眼睛里，带来一阵刺痛。我抬手抹了一把，手掌一片湿冷。
不对劲。
这不是单纯的饥饿和疲惫。
一种熟悉的、却遥远的感觉正在身体里苏醒——头重脚轻，关节酸痛，尤其是太阳穴，像有两根钢针在不停地钻刺，伴随着一阵阵恶心的感觉涌上喉咙。
发烧了。
这个认知让我感到一阵荒谬的滑稽。曾几何时，我拥有顶级的私人医疗团队，二十四小时待命。哪怕只是轻微的鼻塞，也会有专业的医生上门，进行细致的检查，开出昂贵的进口药物，身边围绕着嘘寒问暖的助理和下属。生病，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带着特权色彩的休憩。
而现在，在这间散发着霉味的出租屋里，我像一条生病的野狗，只能蜷缩在冰冷的地面上，独自对抗着病魔的侵袭。连一杯温热的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喉咙干得如同着火，每一次吞咽都伴随着撕裂般的剧痛。我想烧点水，却想起房间里连个热水壶都没有。唯一的水源，是那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里流出的、带着漂白粉气味的自来水。
我挣扎着爬起来，拧开水龙头，用双手接了一捧冷水，贪婪地灌进嘴里。冰凉的液体滑过灼痛的喉咙，暂时缓解了干渴，却激得胃部一阵痉挛，也让我本就发冷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
不行，不能倒在这里。如果真的一病不起，恐怕直到尸体发臭，都不会有人发现。
求生的本能，再次压倒了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我必须去诊所。
我记得在城中村那条稍微宽敞点的主干道旁，有一家挂着“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牌子的诊所。那是这片区域底层民众看病最常去的地方。
我扶着墙壁，踉踉跄跄地走下六楼。每一步都异常艰难，眼前的景物开始旋转、模糊。巷子里的人声、车声，此刻听起来异常刺耳，像无数把锤子敲打着我的颅骨。
终于，我看到了那个绿色的十字灯箱。推开诊所的玻璃门，一股更加浓烈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各种病人身上散发出的复杂味道，扑面而来。
诊所不大，挤满了人。咳嗽不止的老人，哭闹不止的孩子，捂着肚子呻吟的中年男人……长条椅上坐满了等待的病人和家属，空气污浊而沉闷。穿着粉色护士服的护士面无表情地穿梭着，叫号的声音带着一种职业性的麻木。
我挂了一个最便宜的“普通内科”号，花去了五块钱——这是我身上最后的、没有被计入那三块电话硬币的“隐藏资产”，原本是留着应对更极端情况的。现在，它变成了我换取活下去可能性的门票。
坐在冰冷的塑料长椅上等待，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身体的痛苦和周围嘈杂的环境，不断挤压着我脆弱的神经。我看着那个抱着孩子、不断轻声安抚的年轻母亲；看着那个不断咳嗽、痰盂就放在脚边的老人；看着那个手臂上缠着渗血纱布、一脸晦气的工人……我曾几何时，与这些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不，我甚至从未真正看见过他们的世界。
护士叫到了我的号，我费力地站起身，走进诊室。坐诊的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面色疲惫的中年男医生。他头也没抬，一边看着上一个病人的病历，一边机械地问：“怎么了？”
“发烧……喉咙痛……浑身没力……”我的声音嘶哑微弱。
他这才抬起头，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和招聘会的hR、小卖部的老头如出一辙——一种见惯了底层疾苦的麻木。他拿出一个旧体温计，甩了甩，递给我：“夹着。”
我接过那根冰凉的、不知被多少人用过的玻璃体温计，依言夹在腋下。冰冷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颤。
五分钟后，取出体温计。医生对着光线看了看：“三十八度五。张嘴，‘啊——’”
他用一根压舌板粗暴地压住我的舌头，用手电筒照了照我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