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线后的伤口，像一条褪去硬壳的蜈蚣，露出底下粉嫩而脆弱的新肉，在每一次不经意的拉伸或深呼吸时，都会传来一阵尖锐的提醒。这提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我的脆弱，我的处境，我如同这新肉般暴露在充满恶意空气中的危险。
地王赌局的帷幕已然拉开，而我，被李经理那通热情洋溢的电话和周老板看似倚重的许诺，半推半就地驾上了这辆隆隆前行的战车。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李经理送来的那堆资料里，像一只被困在琥珀里的昆虫，徒劳地试图从这些经过筛选、甚至可能被污染的信息中，拼凑出真相的碎片。
我对赵永昌、孙蔓、徐明宇这几个主要对手的初步“画像”已然成型，但它们更像是由疑虑和推测勾勒出的模糊轮廓，缺乏决定性的证据支撑。更让我不安的是，关于幕后真正操盘手——比如金爷，以及其他可能隐藏得更深的力量——的信息，资料里一片空白。这种刻意营造的信息壁垒，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蒙上眼睛推上拳台的拳手，只能听到四周的喧嚣，却看不见对手来自何方的攻击。
这种被动和隔离，在拆线后第三天，变得愈发明显和刻意。
那天下午，阳光难得有些暖意，我正对着平板电脑上徐明宇那张疲惫的脸出神，病房门被敲响了。不是护士那规律而轻柔的叩击，也不是王姨那风风火火、几乎等于预告的动静，而是一种带着几分迟疑和公式化的轻响。
“请进。”我放下平板，心中掠过一丝疑惑。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李经理，但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周老板法务团队的负责人，姓张，一个总是板着脸、措辞严谨到近乎苛刻的中年男人。另一个则有些面生，穿着深色西装，气质精干，眼神锐利，不像普通的商务人士，倒更像……保镖或者安全顾问。
“老板，您今天气色真好！”李经理依旧挂着那副无懈可击的笑脸，率先开口，“周总一直惦记着您的伤势，特意让张律师和这位陈顾问过来看看您，顺便……聊聊接下来地王项目的一些安排。”
我的心微微一沉。周老板“惦记”我的方式，可真是越来越特别了。法务，安全顾问……这阵容，不像探病，更像是一次非正式的“工作交接”或者……“风险评估”。
“周总费心了。”我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目光扫过那位陈顾问。他进门后，目光就极其快速而专业地扫视了整个病房，包括窗户的锁扣、床头呼叫器的位置，甚至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摆放角度，都未能逃过他的审视。这是一种职业本能，但也透露出一丝不容错辩的监控意味。
张律师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取出一份文件。“老板，根据周总的指示，以及考虑到您目前的身体状况，关于地王项目，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个协作流程，请您过目。”
我接过文件，纸张散发着油墨和高级打印纸特有的冷硬气味。标题是《关于“城东地王”项目信息传递与决策协作的暂行规定》。内容条理清晰，措辞严谨，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隔离与限制。
文件规定，所有关于地王项目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竞争对手动态、市场情报、内部讨论纪要等，统一由李经理负责收集、筛选和整理，然后以“摘要简报”的形式，定期向我“通报”。我需要提供的“决策参考意见”，也必须通过李经理这个唯一渠道，以“书面摘要”的形式提交给周老板。文件末尾，还特意强调，为确保信息传递的“安全性与效率”，要求我“尽量避免”与项目组其他成员进行“非必要的直接沟通”。
这简直是一道无形的枷锁！他们将我隔绝在信息流的核心之外，只给我看他们想让我看到的、经过过滤和加工的“摘要”，而我输出的智慧，也要经过李经理的转手，天知道他会如何“润色”或“截留”？这完全将我置于一个被动接受指令、然后提供“神谕”的“工具”位置，剥夺了我任何自主获取信息、独立判断的可能。
更让我心底发寒的是，这份文件看似是“暂行规定”，但其行文风格和条款的周密性，绝非仓促之作，显然是早有准备。或许，从我住院那天起，或者说，从金爷发出警告那一刻起，周老板就已经在策划如何将我“安全地”边缘化了。
“张律师，”我放下文件，脸上尽量不露喜怒，“这份规定……很细致。不过，我的‘食卦’推演，往往依赖于大量细节信息的支撑，尤其是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这种摘要式的简报，恐怕会丢失很多关键信息，影响判断的准确性。”
张律师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他和李经理似乎都对这种眼镜有偏好），镜片后的目光毫无波动：“老板，您的顾虑我们理解。但这也是为了效率和保密的需要。地王项目牵涉巨大，信息流必须严格管控，避免不必要的泄露。李经理会确保摘要能够涵盖所有关键要素。至于细节……如果有特别需要，您可以向李经理提出，他会酌情向周总申请调阅更详细的资料。”
“酌情”、“申请”……这些词语，将我被隔离的地位勾勒得清清楚楚。我不再是可以随时查阅核心资料的“首席顾问”，而是一个需要被管控、被限制的“外部专家”，甚至可能……是一个需要防范的“潜在风险源”。
李经理适时地接过话头，笑容可掬地打圆场：“老板，您放心！我肯定把最重要的信息都给您提炼出来，绝不影响您运筹帷幄！周总这也是为您着想，您现在需要静养，不能让太多繁杂信息扰了心神。您就安心在医院做咱们的‘定海神针’，外面跑腿、打架的活儿，交给我们！”
他的话听起来体贴入微，实则每一句都在巩固这份“规定”的合理性，将我牢牢按在“病号”和“被保护者”的位置上。
我沉默着，没有立刻表态。我知道，此刻的任何反对，都只会加剧他们的警惕，甚至可能引来更直接的“措施”。那位陈顾问看似随意地站在门口，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威慑。
“既然周总已经决定了，那我遵守安排。”我最终选择了一种看似顺从，实则隐含疏离的回应。
张律师似乎松了口气，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从他眼底掠过。“老板深明大义。那这份文件，就请您知悉。后续的工作，就按这个流程来。”
他们又公式化地询问了我的恢复情况，说了几句“安心养伤”的客套话，便告辞离开。自始至终，那位陈顾问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他离开时，最后投来的那道冷静而评估性的目光，像冰冷的针尖，在我背上停留了片刻。
病房门关上，将他们带来的那股混合着香水、法律文书和冰冷审视的气息隔绝在外。房间里似乎一下子空荡了许多，也寒冷了许多。
我靠在床头，感觉胸口那道刚刚拆线的伤疤，又开始隐隐作痛，不是因为伤口本身，而是因为一种被无形绳索紧紧束缚、几乎要窒息的感觉。
周老板的“疏远”，不再是若隐若现的迹象，而是化作了白纸黑字的“规定”，和带着安全顾问的“探视”。他将我圈禁在这间病房里，切断了我和外界的直接联系，只留下李经理这一条被他牢牢掌控的、狭窄而不可靠的信息通道。
这不仅仅是为了在“地王赌局”中更好地利用我，这更像是一种……“处置”前的准备工作。将我隔离起来，方便监控，也方便在必要时，让我“安静”地消失。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被疏远、被隔离的感觉，在每一个细节中得到印证。
李经理依旧每天都会打电话来，语气恭敬，汇报着“地王项目”的“最新进展”。但那些所谓的“进展”，听起来就像是新闻通稿，充满了“积极接洽”、“深入探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类的空话套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可供我深入分析的细节。当我偶尔试图追问某个竞争对手近期的具体动向，或者周老板与某些关键人物会面的具体情况时，他总是能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过去——“哦，那个还在初步接触阶段，细节还不明朗。”“周总那边的行程属于高度机密，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老板，您放心，有重要情况我肯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他像一个技艺精湛的提线木偶操纵者，只让我看到他愿意让我看到的动作，而隐藏了所有的提线和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