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一入我耳，我便知道我算是给他套进去了！不过，既然投资在我所在的乡镇，被套进去了，就套进去了吧！我只希望市场能继续扩大，能形成规模效应。
该谈的已在酒桌上谈好，完全依照了中国官场的固有作派。“划水”的同伴拿出了几个包来，局长们依次拿了包离去。大概是两条香烟吧。没有包给我，我也浑不在意。谁知我走出酒家不远，“划水”便急吼吼地追了上来，忙不迭地向我道歉，说已骂了他的合伙人了，来参加约请的那几个人都给了两条香烟，为什么偏偏当方土地没有给。我说，我又不抽烟，给我干什么？给了我，我也无非转手送给他人。他说：
“话不能这么说，两条烟是小事，我知道你也不会在意，但是落在别人眼中，却不会是小事！可能他们会认为，你跟我们背后有什么交易！”
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顿，仔细想想，他的话也确实不无道理。但是，现在已是曲终人散，难道我还能让他们当着刚才的那几个人面，重新将镜头回放一遍？我只得苦笑着对他说：
“算了算了，想这么多干什么！我跟你们有背后交易，这可能吗？没有交易又何必怕人怀疑？有人怀疑了，难道我跟你们真的有什么私下交易了？”
他顿了一顿，跟我说：“这几天我给你送来吧！”
我说：“你可千万不要送来！你如送来，我可是真的要生气了！你知道我的脾气的，如果我真的生气了，你们的事肯定办不成了！”
但是，从这么小的一件事上，我已看出他与他的合伙人之间的不和谐。果然，这一份的不和谐最终导致了他们合作没有到最后便起了矛盾。这个矛盾最终导致了他的合伙人的举报，直接导致了他的坐牢。
据说，他的合伙人举报的是，他的朋友送给了他十万元钱。他的朋友是小城北边的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我不知道这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为什么要送钱给他，送钱给他这件事，他的合伙人又是怎么会知道的。
据说，当检察官找那个送钱人时，那个送钱人说是因为他有事有求于正在官场上当官的他，所以才送钱给他。如此一来，这个受贿罪便成立了。检察机关不管你是不是确实有事求了他，他是不是确实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了送钱的人。只要送钱的事成立，受贿罪便成立。什么朋友间的礼尚往来，这都是事后的托词，完全没有必要去采信。
听说他出事之后，我暗暗道了一声侥幸。一次区里安排去深圳招商引资，我带了市场经理，与他走了一路。在深圳那个酒店入住后，我正在洗漱间洗澡，他来串门，与我同住一室的市场经理接待了他。那时他正在运作来我所在的乡镇以他合伙人的名义办市场。待我从洗漱间出来的时候，他已离去。他在我的床头柜上放了一两千元港币。我问市场经理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某某某留下的，说是明天去中英街，可以为家人买些礼品。我说：
“那你拿着嘛。”
他说：“我也有一份。”
我不禁摇了摇头。我知道，如果我当即将钱拿去退还给他，肯定会让他和我的市场经理下不来台。我寻思着该怎么妥善处理这件事。钱我肯定是不会花的，来出差，我肯定自己带有钱，有什么必要去花别人的钱？
从深圳回来后，我一直在思考该怎么办。钱不多，但却像一只烫手山芋，让我拿在手中烫得慌。我后来打了个电话，让市场经理来我办公室，将钱交给了他。说，请他将钱交给送钱的人。我没有说也让他退了这笔钱。但我让他负责转交给我的钱，等于是在很明确地告诉他，人家送给他的钱他也必须退掉。市场经理是个聪明人，是聪明人就用不着我将话说透！
几天之后，市场经理告诉我，钱已经还给人家了，他的一那份，他也一并退还了。又几天之后，我碰到了“划水”，他说：
“你干什么呀，我们是兄弟，你将钱退给我是什么意思？还要让第三者出面！”
我说：“是兄弟才应该明算账嘛！你的心意我领了，钱没花掉，放在口袋里干什么？还是物归原主比较好！”
我不知道他出事的消息传至市场经理的耳朵里时，市场经理是否也存在着像我一样的侥幸心理。我倒不是担心他出事之后会乱咬人，就算是我没有早早让市场经理将钱退还给他，区区一两千元港币也不至于会对我怎么样。但是，做任何事，我总在追求一个心安理得。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只取该我拿的钱，不该我拿的钱，拿在手里烙手，与其是让自己感觉烙手，倒不如放手让自己安心。
他办的那个市场，后来施工队进场后确实带来了麻烦。当地的农民拿着锄头铁耙与他们怒目相向。我不清楚为什么已经跟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谈好了条件，还会出现这一幕。
当初我将征用土地的任务压给所在的村委会之后，村支书来找了我几次，说是被征地的农民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我自己亲自出马，我让村支书约请这些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我亲自去村里跟他们谈。人坐了一会议室，我谈了开发市场的前景和能给予被征用的农户的政策之后，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人开口。村支书憋不住了：
“书记没来，你们东也是意见，西也是意见。今天他就坐在你们面前，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你们怎么反倒一句话也没有了？”
我朝村民们扫了一眼：“我知道，你们是欢迎土地被征用后建市场的，因为从长远的眼光看，市场建在这里，肯定会让你们的经济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且，我已与开发商谈过，被征用土地的农户，每家安排一个店面，一铺养三代呢！这句俗语，想来大家都听说过。市场发展了，每家的经济收入也去提高。可能有个别人心中还有疑惑。有疑惑不要紧，这几天可去镇上的市场打听一下，也可以去西边的那个市场了解一下，商铺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一时想不明白也不要紧，但是不要影响市场的兴建。建市场是一件大事，村民是要服从村民委员会的决定，村民委员会要服从镇党委政府的决定，不允许无理取闹，影响全镇的投资环境！”
村民们离去之后，村支书仍是满腹牢骚：“这些人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没来，口口声声说是要见你，要当面向你提意见。你一来，让他们提意见了，反倒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说：“其实，村民们还是很讲道理的，你把建市场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好处跟他们讲清楚了，他们怎么会反对你呢？他们只是想利用土地被征用这一个时机尽可能地多争一些利益而已！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啊，恐怕也不仅仅是这些村民，难道你们村干部就没有这样的想法？难道你这个村支书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允许有这样的想法，但不允许漫天要价！以为人家投资商是唐僧肉呀？谁都想来分一杯羹！镇上会尽可能地为村民们多争取一些，但也得考虑全镇的平衡，尤其不允许有村干部在从中作梗！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让我听到有村干部在做反工作的，影响了镇党委政府的对外招商形象的，我一定严惩不贷！”
我知道，村里出现的那一股不同意的声音，大半的因素还是出于村干部的私心，我可不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环节中疯长。如果没有强硬的态度，事情很可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土地的征用手续已经申办，该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也已签订完毕，投资方急不可耐地安排施工单位进场了，谁知一进场便传来消息，说村民拿着锄头铁耙正跟施工单位对峙着，要阻挠施工。我得到消息时，已回到小城的家中。我电话通知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和派出所长带着民警和镇联防队一起赶往现场。政法副镇长赶到现场后，打电话告诉我，投资商居然叫了一帮留有长头发、身上纹有刺青的黑社会人员赶到了现场！
我立即向区长作了汇报，请他通知区公安配合我工作。未几，区公安局的副局长打电话给我，说区长已有指令，让他安排好警力，等待我的电话。一出情况，他会立即带人奔赴现场。如此甚好！我打电话给正在现场的政法副镇长，让他转告派出所所长，坚守在现场，绝对不允许有械斗的事情发生。如果一有异动，立即将这些留长头发、身上有刺青的人控制起来。不允许碰村民！我又打电话给“划水”，我知道，他跟打电话给我的公安局副局长关系很好。我跟他说：
“你怎么叫了这么一些人跑去现场？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我已经通知了派出所，如果双方真的动了手，首先要抓的，便是你带来的这一帮人！”
他在电话里说：“我知道的，某某已经打电话给我了，不会动手的！你放心好了！我只是借这一股势吓唬村民一下！谁让他们一直漫天要价呢！”
果然，公安局的那位副局长已有电话给他。有了他的这个承诺，我多少放心了一些！我又打电话告诉副镇长，让他和派出所所长站在对峙着的双方中间。要阻止那些小混混们上前，但不要驱散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有必要借助这样的态势。我说，我一直在电话机旁守着，一有异常，立即打电话告诉我！不过，我估计，应该不会真的发生械斗，这样的僵持却是必要的，谁坚持到最后，谁才是胜者！
半个小时之后，副镇长打电话给我，说村民们已自动散去了。如此甚好！我问：
“村民中有没有看到村干部？”
“那倒没有！”副镇长说，“都已经是这样的态势了，村干部再挤在中间，不是在自讨没趣了嘛！”
第二天，这件事传遍了全镇。老百姓在私下议论说：“某书记在征地中碰到了难题，居然动用了黑社会！”这话传到我的耳中，实在让我哭笑不得。这是哪儿跟哪儿呢？在面对没有道理可以讲的群发性矛盾时，确实得有非常手段。要当机立断，任何的患得患失，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灾难！
不过，解决这一类矛盾，对于我来说，似乎还没有必要采取如此不入流的手段。对这些小混混，我一直的态度是，你们不要来招惹我，如果你们敢来招惹我，我必定会动用我手中的所有能力，给予雷霆一击！这一次我默认了僵局的存在，只是一次借力而已。说我利用黑社会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实在是太小看我了！
小城北边的那个害“划水”坐牢的老板，要上一个化纤厂，去银行商请贷款遭拒，来找区政府协调。区长指定我召集各有关部门展开论证。我特意请了相关的银行行长来。一番论证下来，有关部门都认为这个企业要上化纤厂的条件不成熟。尤其是银行，完全持有反对的态度。也不知是受了“划水”的事情的影响，还是这个老板的人品确实有问题。
据说，他每将原先的业务拓展到一个城市，必在这个城市物色一个年轻的女人作为他的婚外情人。婚外情人这样的事，倒并没有让我产生太大的反感。人家有钱，年轻的女人愿意投入有钱人的怀抱。两情相悦，干卿何事！哪怕是人家愿意为他婚外生子，也是人家的私事！这种事情，历来是女方不告，官府不究。
但是，“划水”的坐牢，显然对我也是产生了影响的。我不想在他上新项目上给予他太多的关照。作为主持人，在所有的论证都几乎一边倒的情况下，我仍有权重申政府的态度，给银行压力，让银行放贷。但是，我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力。我让记录员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客观地提出了论证的结果。这样的论证结果，显然不是区长愿意看到的。但是，既已如此，谁又能改变这个现实呢？银行行长很感激，可能在他的记忆中，政府第一次如此地尊重他的意见。
“划水”在坐牢，居然有一年在年节的时候，获得了回家探亲的机会。回了家之后，他打给我电话。我特意买了一个大蛋糕，亲自送去他家。谁知家中没人。打电话给他，说是有朋友请他在外面吃饭呢！大概这“天烦星”又在嘴巴动个不停了吧？我只得将蛋糕托付给了他的邻居，请人转交。有没有见面并不重要，关键是我的心意到了。
我的回忆，像是一部被剪辑错了的影片，各种印象纷至沓来。没有想到，“划水”早已离开了这里。十年之后，我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