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处高墩上。高墩的前面是一条很宽的河，或者是江？灰蒙蒙的一片，我似乎看不太真切。水面上升起一根一根的水柱，像是有炸弹被丢进了水中。高墩的后面却是喊声震天。我听不清是在喊些什么。天空似有闪光弹划过，留下了一条一条亮闪闪的痕迹，却没有声音传来，传入我耳朵的只有高墩后面的叫喊声。我只能听出是人的喊声，却听不清叫喊的内容。我似乎很焦急地在等待着什么，我朝发出叫喊声的方向望去，灰蒙蒙的一片，看不清有人的影子。我似乎有些明白，后面的叫喊声是有人在追我！为什么要追我呢？我却不是很明白。但是叫喊声仍然让我心惊肉跳。我看看高墩的周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我正彷徨无计时，却发现脚底一陷，掉进了一个坑中。总算有了一个掩体，我心中有些暗喜，却不料一阵震耳欲聋的夯地声，一声重似一声的朝我接近。我探出掩体瞄了一眼，一个庞然大物戴着两只探照灯，正一步一步朝我走来。我不认识这是什么，冷汗却已被吓出了一身……
我不知道项羽在英雄末路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后有追兵，前有长江阻挡，那一份的悲观失望是免不了的！什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当年楚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后人强加给项羽的英雄气概。其实，哪怕是英雄，遭遇了末路的那一刻，必定也是气短的！不然，项羽为什么要在垓下自刎？自刎也罢了，为什么还要让虞姬同去呢？从这一角度看，项羽确实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至少他的私心还是很大的！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原因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吗？恐怕也不尽然。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心的人，自然也没有了英雄的光环。自己结束生命的人，再英雄也只能算是狗熊。
在自杀与被杀的问题上，我一直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太赞赏。失败了便失败了，是英雄，应该是大不了从头再来。动不动就切腹，似乎只有切腹了才能让英雄修成正果，才能让英雄的称号实至名归，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能直面失败，面对失败就让自己走绝路，这如何能算得上是英雄的行径！
中国的历史，实在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而且，贵族永远斗不过流氓。看历史的书籍多了，这一种疑惑却总是在我的心头盘桓不去。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原因呢？秦末的楚汉相争，出身贵族的项羽尽管屡战屡胜，和出身于市井的刘邦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是最终的问鼎者是刘邦而非项羽。元末的英雄起四方，其中不乏有一方的诸侯或者土豪，但最终大宝还是被出身于乞儿的朱元璋收入囊中。这样的例子恐怕还真是不胜枚举。我有时常常想，是不是天意如此？
天意讲究的是平衡，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贵与贱的平衡。生来贵的人由贵入贱，生来贱的人由贱入贵，由此演绎着贵与贱的轮回？在这个轮回的背后，是财富的轮回？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斩”也罢，“不过”也罢，无不预示着财富的轮回。富的人家不会一代一代永远富下去，贫穷的人家也不会一代又一代地永远贫穷。只是人生太短了，常常看不到这种财富的轮回。
造成贵族斗不过流氓的原因，恐怕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贵族大多都是能断文识字的，有文化的人自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多一些。这种熏陶的结果，便是被所谓的礼节和规矩束缚了手脚。而流氓大多都目不识丁，自然不可能受太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没有熏陶，流氓心目中的忌讳便少了许多，什么礼节、规矩、章法，对于流氓来说，全无概念。他的目标很清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也很直接，没有这么多的规矩去束缚他。
为达到目的，他自然可以不择手段。这就如同两个武术高手过招，按照武术套路，一拳一脚往下打的武师怎么可能敌得过拳脚上全无章法的武师？知道对方这一招之后便是那一式，出其不意地从对方意想不到的方位出拳或击掌或踢腿，岂不是让对方手忙脚乱？所以，墨守成规的人，绝对斗不过机窍百变的人，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也是毫无悬念的！
笼子里的电视中正在热播电视剧《亮剑》。这是一部描写抗战的连续剧，它的主题是，在战场上，狭路相逢勇者胜。
对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几十年来评论或描写的书籍汗牛充栋。文艺作品的欣赏，当然不能当作历史来读。一直说，对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我看来，这部电视剧源于生活是没有错的，但是高于生活的文章却是做得太足了！
日本侵华是在中国内忧深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争斗已经延续了多年，造成了哀鸿遍野。其实也不能说是逐鹿中原。那时，国民党已经掌握了中原，掌握了政权。国共之争，实际上是执政党和在野党之争。党阀之争带来了民不聊生，战争连年不断。正是国内战争烽起，才给了日本侵华的机会，触动了东瀛小国蚕食中国的步伐。执政的国民党无暇他顾，才让日本的计谋连连得逞，中国的东三省被他们收入囊中。
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执政者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是对的，但是从执政党的位置来看，这个思路的提出，却让他陷入于被动之中。当国内矛盾的主要地位渐渐被民族矛盾所取代时，执政党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抵御外辱上才是王道，可以借此号召民众，万众一心抵御外族入侵才是！可能是经过连年的征战，在执政者的眼中，在野的、敢于跟他武力相争的共产党已经处于穷途末路，打算借此一鼓作气，收拾了残局之后再回过头来集中精力应付民族矛盾。
从执政党的角度看，这样的策略似乎没有错。这应该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全部内涵了。但是，这样的策略却是一柄双刃剑，让执政的国民党在民众面前失分，尤其是东北军不战而退至关内，更等于将国民党自己置在了火上烤。张学良的东北军布防在华北一带，蒋介石的原意应该是东可以扼守山海关，西可以防止共产党的武装往华北流窜。
其时的共产党武装确实已被压制在了一个狭小的地带。但是，在共产党中确实也不乏有智谋高超之人。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又针对外族入侵的局势，组织大部分队伍跳出了国民党的重围，只留小部分队伍在南方以为牵制。在执政者眼中的石达开式的溃退，在共产党的战略口号中却是“北上抗日”。作为在野党的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口号，却是顺应了民心。哪个老百姓愿意当亡国奴，让执政的国民党在民众面前再一次失分。
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来有将老百姓比作水，将统治者比作舟，所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其实，只有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时，这样的比喻才有比较贴切的现实意义。太平天国时期的石达开，因为那次大迁徙全军覆灭。共产党的武装，却在这次大迁徙中终于站稳了脚跟。虽然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且，只占据了一个“三管三不管”的狭小地盘。留在南方的那一部分队伍，也已化整为零，分散在崇山峻岭和贫穷地区之中。
但是，饶是处于如此劣势的共产党，因为提出了“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对外抗日”的口号而很快赢得了民心。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府的号召力是肯定得听从的。在野的共产党，被执政的国民党一直斥之为“匪”的共产党，因为一句口号而赢得了民心，可见抵御外辱已经实在到了被逼迫的地步了。后来的历史进程便充分地应验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古话了。
如果此时的执政者放下身段，主动提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恐怕尚能在民众面前恢复形象，在政治谋略上还不失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在这方面，执政者却不能伸屈自如。一方面，他可能认为由他主动提出与共产党合作是太抬举这个在野党了，因为从当时国内的局势看，他的一统天下目标差不多已经达成，再弄出一个与他平起平坐的政党来，容易动摇他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从力量的对比来说，也确实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共产党只剩下小股武装，根本难成大气候。如果处于合作的地位，共产党很可能借机坐大，这对他可是得不偿失了！
他的顾虑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却是欠缺的；成熟的政治家应该是嘴上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脚下使的绊子却要越使越狠心！在桌面上是一个虚怀若谷、谦让有礼的政治家；在桌子底下应该是一个流氓，一个无赖，这样才能智珠在握，稳操胜券！在全国民众抗日声势沸腾，东北军的张学良抵挡不住民众的“不抵抗将军”声讨中，东北军终于联合了西北军在西安实施了对执政者的“兵谏”，史称“西安事变”。张学良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这个名头看来确实得来非虚。单从这一次草率的行为便能断定，他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兵谏”确实让他挽回了在民众中的声誉，但是却将执政者推倒了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执政者被动地接受了国共合作，这等于是逼着他吞下了一坨老鼠屎。张学良今后的日子，还能好过吗？但是，在张学良的眼中，他虽然实施了“兵谏”，最后“兵谏”也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执政者与他毕竟是拜把兄弟，总还有那一份“兄弟义气”在，执政者不见得会对他怎么样。看来，作为民国公子的他，实在是不知道人心的叵测了；也不知道西方的那句谚语“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在他坚持要亲自送执政者回南京时，他肯定没有料到等待他的是什么。执政者一到南京，政治家的手段便使出来了：张立即被软禁。张学良此后的人生，便一直笼罩在被软禁的阴影中了。我不知道被软禁中的张学良想得最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在他老去之时，对他的一生作如何感想。
但是，“西安事变”却给共产党赢得了生机。根据国共合作的谈判条件，共产党的武装被编入了政府军序列，在北方的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俗称“八路军”。之所以被称为“八路军”，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原来是以“路”为建制的，后来才改为以“集团”为建制。第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分别以林彪、刘伯承、贺龙为帅。在南方的游兵散勇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俗称“新四军”。一个集团军加一个新四军，总共也就近三万人。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几百万人，这力量悬殊是一目了然的。
国民武装已经被编入了统一序列，国内的“速战速决”舆论烟嚣尘上。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又对华北虎视眈眈。“速战速决”的结果却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看到的。如果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略，已编入政府军序列的共产党武装很可能会被拉去正面战场，其结果必定会不尽如人意。当初执政者同意将共产党的武装编入政府军序列时，肯定也是作如是想。为什么不利用民族战争来消耗共产党的实力呢？
共产党的掌舵人却适时提出了《论持久战》，言之凿凿地说：对日战争只能坚持持久战的方针，才能拖垮日本小国。这在理论上是不错的。一匹狼终归斗不过一头大象，大象如果采取拖的方法的话，拖也能将急于求成的狼拖垮。但是，背后的目的也是明显的，共产党只能在“拖”字诀里赢得时间，才能达到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的目的！日本侵华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为共产党武装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统观局势，一个谋略家已经产生。
被编入了政府军之后的八路军，在战术上也是机窍百出。一次平型关大捷，便奠定了共产党正对日作战的正面形象，然后很快分散了部分队伍，奔赴各地去开展游击战，实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思路，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根据地。这一方面可以牵制日军的有生力量，配合正与日军迎战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另一方面却能迅速发展自己的武装，既有光辉的正面形象，又有悄无声息发展自己的内在机会，这实在是一个成熟的谋略家的极致展现了。
香港的《凤凰周刊》上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吗？在我看来，与其是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倒不如说是时势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创造了这一段历史。共产党作为在野党，可以将正面战场推给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能将正面战场推给在野的共产党！历史的发展常常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自己的位置的必然定位，理论上不可改变，道义上不能改变，现实中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