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全独立、自给自足的数字记忆库，在潮湿的泥土深处，开始悄然运转。
他在地窖的入口处，立了一块从河边捡来的青石板，用刻刀一笔一划地刻上了“回声站”收到的第一条语音留言内容：
“狗剩回来了，没发财，但没骗人。”
村里有不明所以的年轻人路过，好奇地问：“景明哥，你这搞的啥新景点？”
陈景明靠在石碑上，摇了摇头，声音平静：“不算。这是个录音馆，专门收录那些中国人一辈子都没敢对家人说出口的五个字——‘我很好，其实不好’。”
当晚，地窖里的服务器后台，闪烁起一个微弱的信号灯。
一条新的匿名留言，穿透了城市的钢筋水泥，抵达了这片麦田的腹地。
留言来自深圳，声音压抑而疲惫：“爸，我跟你说年底项目忙，能拿双倍奖金，其实……其实我上个月就被裁员了。但我刚在网上看到，说咱家的灯还在亮。那我就放心了。”
两天后，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村口。
周立民最后一次以副县长的身份，前来视察。
随行人员殷勤地要为他撑伞，劝他路滑，不必亲自上山。
他摆了摆手，执意独自步行。
走到半山腰，皮鞋深陷泥泞，他索性弯腰脱掉鞋袜，赤着脚，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在湿润的土地上。
那冰凉而柔软的触感，让他紧绷了多日的神经，奇异地松弛下来。
当他抵达打谷场时，正看见王强赤着膊，嘶吼着号子，与村民们合力将一根巨大的横梁抬上石柱。
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没有丝毫的悲观与颓丧，反而充满了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默默走到一旁的设计图架子前。
村支书看见他，紧张地搓着手迎上来。
周立民一言不发，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枚鲜红的、还带着体温的印章——施工图审核章。
他对着王强那张粗糙但结构精巧的图纸，用力盖了下去。
红色的印泥，瞬间烙印在纸上。
随即，他又拿出钢笔，在旁边添上了一行手写批注：
“准予试运行三年，期满视人文价值评估结果，决定续留或拆除。”
做完这一切，他转身向山下走去。
经过村支书身边时，他低声说了一句，声音轻得仿佛是说给自己听：“我妈要是活着，也会想看见这盏灯。”
清明过后的第一场集市，梨树村的“守灯亭”成了十里八乡最热门的话题。
邻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临走时，有人偷偷从灯台下，用红纸包起一小撮燃尽的蜡灰，揣进怀里，说是“能安神，治小儿夜啼”。
更有几个在外面大城市务工的年轻人，专程请了假，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回来，不为别的，只为亲手给那盏豆油灯添一次油，点一次火。
其中一个在东莞打工的男人，在灯亭前点完灯，转身就跪在了村后父母的坟前，嚎啕大哭：“爸，妈！这些年我给家里打电话，只报喜不报忧，活得像个骗子！可我昨晚梦见我妈了，她提着灯在找我，她说她不怕黑，是怕我看不见她回家的路……”
这一幕，被一直跟拍的老康，用他那台老式胶片相机，永远地定了格。
许多年后，这张名为《灯亮了，娘来了》的照片，成为了《中国当代乡村纪实》摄影大展的开幕作品，看哭了无数观众。
又是一个深夜，陈景明再次盘坐在老槐树下。
他下意识地闭上眼，试图唤醒脑海中那个熟悉的“标签系统”界面，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一片虚无。
他并不失落，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他放弃了探寻，只是静静地聆听。
风穿过新建成的守灯亭，发出一种低沉而悠长的嗡鸣，仿佛无数人压低了嗓子的轻语，在诉说着各自的悲欢。
忽然，他的手机屏幕亮了，弹出一条匿名短信，没有号码，只有一个符号：“我在东莞的流水线上加班，刚抬头看了眼窗外，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闻到了咱家麦子的香味。”
几乎是同一时刻，在小学宿舍里批改作业的李娟，看到一个学生在作文里这样写道：“我们家的灯永远不会灭。因为我奶奶说，那盏灯，是爷爷从上海寄回来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
她放下红笔，抬头望向窗外。
夜色深沉，远处的守灯亭里，那一点豆油灯的火光，在玻璃罩的守护下，正稳稳地燃烧着，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辰，安静而执拗。
春耕结束，雨水充沛，田埂上的麦苗一夜之间窜得老高，绿油油的一片，像铺开的巨大绒毯。
陈景明站在田边，看着这番景象，捏了捏口袋里那张写满了名字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