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时愕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此利国利民、光耀史册的壮举，雄才大略如陛下，怎么会不支持？
谢珩继续道：“非但未曾支持，陛下当时因西域局势未定，边关不稳，更是严令边关驻军，不得放玄奘法师出关。”
阁内一片寂静，落针可闻。王安石和司马光瞪大了眼睛，这个消息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李世民此时也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沉郁，补充道：“不错。彼时朕初登基不久，突厥为患，西域诸国态度不明。玄奘一意西行，在朕看来，其行为难以掌控，且有泄露国情、甚至被敌国利用之风险，与通……与擅越国境无异。故而，朕下令阻拦。”他顿了顿，回想起那段往事，语气复杂，“玄奘……他自然是凭着大毅力，大智慧，设法绕开了关隘，悄然西去。此事，他自然不会在任何自述或佛教文献中记载朕的阻拦，毕竟，那并非光彩之事。在世人看来，他最终成功，带回真经，自然是一切顺利，得到朝廷支持的伟业。然而在朕当时看来，他做的，却是一件让朕颇为恼怒、且充满不确定风险之事。”
直到玄奘载誉而归，名动天下，所带来的佛教经典与文化影响力远超预期，李世民才真正意识到此举的价值，转而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和支持。但最初的那份“不支持”与“阻拦”，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王安石与司马光彻底愣住了。他们一直以为玄奘西行是君臣一心、国家支持的典范，却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曲折。他们赞誉李世民的支持，结果却是赞错了方向，这让他们一时之间有些无所适从，脸上有些尴尬。
司马迁见时机成熟，这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一种洞穿历史的穿透力：“二位先生，可见一斑？对于一件事情的评价，往往因立场、时机、所知信息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后人观史，常以结果论英雄，以成败定是非，却容易忽略当事者在具体情境下的考量与不得已。”
他的目光扫过王安石与司马光：“陛下当年阻拦玄奘，是出于帝王对国家安全与局势稳定的责任与担忧，有其当时的‘理’；后来支持玄奘，是看到了此举带来的巨大文化与政治利益，亦是后来的‘理’。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陛下作为一国之君的职责与判断之中。”
他顿了顿，将话题引回二人身上：“二位先生之争，亦复如是。介甫先生力主变法，是看到了国家积弊，欲行富国强兵之‘理’；涑水先生反对新法，是看到了执行过程中的弊端与对百姓的伤害，欲行恤民安邦之‘理’。二者皆有其理，然皆非全理。时移世易，后人观之，或赞或贬，亦不过是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一个侧面而已。”
“争论孰是孰非，或许永无定论。然，若能明了对方立场之‘理’，知晓世事之复杂多变，超越自身视角之局限，则这争论本身，便有了更深的意义，而非徒增烦恼的意气之争了。”
司马迁的话语，如同清泉流淌，涤荡着王安石与司马光心中的块垒。他们沉默着，回味着这番话，又联想到方才玄奘之事的启示，脸上的激动与固执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思索。
一场看似无解的争论，在司马迁以事理为镜的巧妙调解下，虽未达成共识，却成功地化解了那份针锋相对的戾气，将争论提升到了对历史认知与方法论的层面。
司马迁见目的已达到，便不再多言，缓缓站起身，对着众人微微颔首，便抱着他的竹简与书刀，步履沉稳地离开了史鉴阁。那背影依旧清瘦，却仿佛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从容。
谢珩看着司马迁离去的身影，心中感慨万千，连忙跟了出去。在书院外的竹林小径上，他追上司马迁，由衷地赞道：“太史公今日一言，真是四两拨千斤！以史为鉴，明事理而息争端，谢某佩服！”
司马迁停下脚步，回头看了谢珩一眼，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近乎虚无的笑意，声音依旧沙哑平静：“使君过誉。不过是陈述事实，剖析情理罢了。史家之责，本就在于拨开迷雾，呈现多棱之真相。他们若能因此稍解执着，于忘川，于他们自身，皆是好事。”
说罢，他不再多言，转身继续向着他的“史笔斋”走去，身影渐渐融入那片幽静的竹影与水光之中。谢珩站在原地，望着他远去的方向，只觉得这位承受了世间最大苦难的太史公，其心胸与智慧，当真如海一般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