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平三藩、收台湾，既要‘严吏治’，也要‘稳大局’，包拯‘廉明公正、护民惩贪’，是难得的清官——若让他任地方督抚或京官，能帮朕‘整肃吏治、安抚民心’，减少民怨，比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可靠。
但他缺‘平衡之术’：只知‘刚正’，不懂‘调和权贵与民生’；只知‘惩贪’，不会‘兼顾稳定与改革’。朕当年用明珠、索额图，既用他们‘办事’，也防他们‘乱政’；若用包拯，得教他‘刚柔并济’——惩贪护民要坚持，但别‘一刀切’，别因‘得罪太多人’让朝局动荡，这才是‘治国之道’。”
清世宗雍正：“其‘务实’之能可用，其‘缺手腕’之失当补”
“朕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最需要‘务实、敢干事’的官——包拯治开封改诉讼、疏河道，不搞虚头巴脑的政绩，比那些‘只会迎合’的臣子强；他‘廉明’也能防‘改革中饱私囊’，帮朕把新政落到实处。若他在雍正朝，朕必让他管地方新政，比如去江南推‘火耗归公’，定能少些阻力。
但他缺‘政治手腕’：弹劾张尧佐靠‘硬刚’，不懂‘借力打力’；治开封只靠‘严’，没考虑‘安抚权贵情绪’。朕当年用李卫、田文镜，既让他们‘务实干事’，也教他们‘灵活处事’。真用他，朕得派个‘懂权谋’的人帮他，让他‘干实事’的同时，别因‘刚直’树敌太多，坏了朕的改革大局。”
清高宗乾隆：“其‘廉明’之节可嘉，其‘过刚’之失当防”
“朕治天下，既需‘廉吏’护民生，也需‘稳’保朝局，包拯‘拒私砚、断冤案’，是难得的清官，比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强——若让他管地方财政或司法，能帮朕‘防贪腐、安百姓’，减少民怨。
但他太‘刚’，不懂‘顾全大局’：弹劾张尧佐‘硬刚’到底，不顾及‘皇帝颜面’；拆违建‘一刀切’，不考虑‘权贵情绪’，这容易‘激化矛盾’，扰乱朝局。真用他，朕得让他‘收敛脾气’，派个‘懂平衡’的人辅佐他——让他‘惩贪护民’可以，但不能‘忤逆皇权、得罪太多权贵’，不然只会给朕添乱，坏了朕的‘盛世局面’。”
商鞅（战国·法家代表）：“其‘执法’之劲可嘉，其‘恤民’之念当敛”
“我推变法靠‘律法至上、令行禁止’，包拯断案重实证、惩贪不讲情面，跟我‘严法惩恶’的思路相通——他拆权贵违建、弹张尧佐，敢碰硬茬，比那些‘徇私枉法’的庸官强百倍。若他在秦国，让他管地方司法，定能把律法落到实处，帮我打压旧贵族、整肃吏治。
但他太‘护民’，甚至为民生顶撞君主，这是‘本末倒置’！我治天下，‘法’与‘君权’才是根本，百姓需‘绝对服从’，哪容得他这般‘为民争理’，削弱君权权威？真要用他，必先让他抛却‘恤民’之念，只专注‘执法惩恶’，否则按秦律治他‘惑乱民心’之罪。”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其‘直节’当载青史，为后世清官之范”
“我着《史记》，最敬‘坚守本心、不趋炎附势’之人，包拯的‘廉’与‘刚’，正是史家当传的‘直节’——他拒端州私砚，清廉自守，比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干净；他六弹张尧佐，不畏皇权，比那些‘阿谀奉承’的臣子有骨气。
他治开封改诉讼、疏河道，事事为民，这份‘以民为本’的初心，更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