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太‘无术’：既没定严法防地方官‘乱改新法’，又没靠君权压下‘旧党反对’，反倒让‘新党内斗’‘百姓抱怨’，把好事办砸。我当年推郡县制、统一度量衡，靠‘严刑峻法’保执行，靠‘君权独断’平异议，哪会像他这般‘束手束脚’？若他在秦朝，早按《秦律》治个‘办事不力’之罪，先让他学‘驭下之术’，再谈变法。”
海瑞（明代·清官）：“其‘为民’初心与我同，其‘妥协’之失我不齿”
“我一生敢怼权贵、敢骂皇帝，只为‘护百姓、守公正’，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想法，本与我心思相通——他想帮农民避高利贷，想让豪强少占利，这份初心没错。
但他太‘妥协’：见宋神宗犹豫就‘罢相’施压，用吕惠卿这种‘争权小人’也不察觉，最后‘新法变味’‘百姓受苦’，却只会‘退守江宁’。我当年上《治安疏》，明知会触怒嘉靖，也敢硬刚；哪怕被贬海南，也没忘‘替百姓说话’。王安石若有我一半‘刚直’，早查了那些‘乱推新法的官’，早拒了那些‘投机的人’，哪会让变法落得‘伤民’的骂名？”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救时’之勇可赞，其‘短视’之弊可鉴”
“明末‘积弊’深似北宋，我深知‘改革需破局’，王安石敢无视‘祖宗之法’，硬推新法救宋，这份‘不避风险’的勇气，比那些‘空谈义理’的理学家强——他是‘真敢干事’的人，不是‘混日子的太平官’。
但他的‘短视’太致命：只盯着‘财政增收’‘军事变强’，却没看到北宋‘土地兼并、皇权失控’的根本问题；只靠‘官府强推’，却没‘唤醒民间力量’，最后新法随宋神宗去世而废，连‘一点根基’都没留下。明末若学他‘治标不治本’，再多次变法也救不了天下。王安石的教训告诉我们：改革得‘看长远、触根本’，不然再热闹的变法，也只是‘昙花一现’。”
张之洞（晚清·洋务派代表）：“其‘务实’之劲我当学，其‘不谙时势’之失我当戒”
“我推‘中体西用’，讲究‘办实事、强国家’，王安石‘不玩虚的、敢搞变法’的劲，跟我思路一致——他搞科举改革选实用人才，搞水利促农业，都是‘实打实的事’，比晚清那些‘只会写奏折唱赞歌’的臣子强。
但他‘不谙时势’：没看清北宋‘士绅势力庞大’，硬推新法把他们全得罪；没察觉‘新党内部复杂’，用了人却管不住，最后‘内斗毁法’。我办洋务，一边搞工厂，一边‘安抚士绅’；一边用人才，一边‘防他们争权’，哪会像他这般‘顾头不顾尾’？王安石的经历提醒我：改革得‘懂时势、会平衡’，不然再大的本事，也会被‘旧势力’‘小人’拖垮。”
梁启超（近代·思想家）：“其‘先知’之明我敬，其‘生不逢时’之憾我怜”
“我写《王安石传》，就是想为他‘翻案’——他的青苗法是‘近代国家信贷的雏形’，市易法是‘早期宏观调控的尝试’，科举改革是‘选实用人才的先声’，这些想法比西方早了几百年，是‘超越时代的先知’。
但他‘生不逢时’太可惜：北宋‘士绅阶层顽固’，没人懂他的‘先进理念’；宋神宗虽支持，却没‘顶住压力’的魄力；连苏轼、司马光这些‘能臣’，也因‘守旧’反对他。若他生在近代，有‘民主制度’护改革，有‘科学思想’助执行，哪会落得‘奸臣’的骂名？王安石的遗憾，是‘理想超前于时代’的悲哀，也是所有‘先驱者’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