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贾谊（政论家，代表作《过秦论》）
“李斯辅秦，功在‘强秦’，过在‘亡秦’。他定郡县、统一度量衡，让秦国从‘诸侯之强’变成‘天下之强’，此乃‘兴秦之基’；可他又助赵高改遗诏、推胡亥，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让天下人‘苦秦久矣’，此乃‘亡秦之根’。
吾在《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李斯恰是‘不施仁义’的推手。他只懂‘以力治国’，不懂‘以德安民’，以为靠律法和集权就能永固江山，却忘了百姓才是天下根本。秦之亡，非亡于外敌，实亡于李斯之流‘重术轻道’的短视——他能帮秦夺天下，却不能帮秦守天下，此乃最大之过。”
东晋·陶渊明（文学家，田园诗派代表）
“李斯这一生，活成了‘名缰利锁’的囚徒。他年少从楚入秦，一心求官求势，凭着才学爬到大秦丞相，看似风光，却始终被权位绑着——为保相位，他附逆赵高；为固权势，他打压异己，到最后连‘牵黄犬逐狡兔’的平淡日子都求而不得。
吾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正因看透了‘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李斯若能早悟此理，不贪那丞相之位，或许能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安享余生。世人皆为名利忙，可名利终是身外物，丢了本心换来得势，终究是一场空，李斯的结局，就是给追名逐利者的最好警示。”
北宋·王安石（政治家，变法领袖）
“李斯有‘变革之勇’，却无‘变革之智’。他敢废分封、行郡县，敢改旧文、定新制，这份打破旧俗、推行新政的魄力，与吾推行新法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有相通之处——变革本就需这般勇气，方能破旧立新。
可他的问题，在‘变革只重术，不重道’。他搞制度变革，却没配套民生改善；他强推集权，却用严刑峻法压制异议，最终让变革成了‘扰民之政’。吾推行青苗法、募役法，虽也遇阻力，却始终以‘利民’为根本，这便是吾与李斯的不同。变革当以‘利民安邦’为目标，若只为‘强君集权’，纵有一时之效，终会引发民怨，李斯的教训，吾在变法时时刻记着。”
明末清初·顾炎武（思想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者）
“李斯之错，在混淆了‘天下’与‘君主’的界限。他以为‘忠君’便是‘忠天下’，以为保住秦君的权位，便是保住天下的安定——可他忘了，君主无道时，臣子当以‘天下’为重，而非盲从君主。沙丘之变，他若能以‘天下苍生’为念，拒赵高、保扶苏，何至于让天下陷入战乱？
吾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李斯把‘秦君之利’当成‘天下之利’，为保君主私权，不惜牺牲天下公利，这便是他最大的糊涂。为臣者，当以‘天下为公’为念，而非‘君为私’为忠，李斯若懂此理，便不会落个‘亡国之臣’的骂名。”
近代·章太炎（思想家、国学大师）
“李斯之于秦，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制度构建’，让秦从一个西陲小国，变成了一统天下的帝国——郡县制、文字统一，这些举措，不仅定了秦的根基，更定了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框架，此等功绩，堪称‘千古一相’。
可他的‘法家极端化’，又毁了秦。他把商鞅、韩非的‘法治’，变成了‘严刑峻法’；把‘统一思想’，变成了‘焚书坑儒’，完全背离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初衷，成了‘暴政’的帮凶。
李斯是个纯粹的‘技术型官僚’，有构建制度的能力，却无把握制度方向的格局——他能搭好‘帝国的架子’，却填不好‘民生的血肉’，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秦的悲剧。”